罗天昊：广东应继续成为中国二次改革先锋（二）

时间：2014-02-10 11:16 来源：商务财经网

　广东“两会”看经济之（二）改革篇：

　　中国的改革模式非常独特，遵循的是上下互动的模式，即改革先从地方开始，如试点成功，则推向全国，如失败风险也不至撼动全国。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在上下互动、上位主导的改革体系中，中央为改革的心脏与大脑，而广东则应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改革之胆。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亦称，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头等大事。广东更部署了今年改革的13项重点任务。

　　为什么要把改革当作今年乃至未来的头等大事?

　　笔者认为，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动力弱化非广东本身的问题。在第一轮的改革中，广东冲锋在前，多个领域开创了风气之先。按照国内流行的著名的改革“三波转型论”，革命属于第一波转型，改革开放本身属于中国第二次转型，第三波转型，即全方位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转型。中国目前的改革，处于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阶段，停滞与迟疑乃是普遍现状，亦更显现实的复杂与历史的反复。

　　从上世纪末开始，就逐步流行“特区不特”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现实。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正在被拉平。本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局部突破、整体跟进的模式，在广东试验出的经验，推广至全国乃应有之义。广东再大步伐的突破，最迟五至十年即可推广全国。故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领先优势难以超过十年。近年来国家战略中心北移，广东的创新空间缩小，广东与内地的制度趋同越来越明显。

　　此外，广东已经日益“内地化”，早前，尊重市场、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而近年来，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也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固化，社会活力有所丧失。以深圳为例，近几年深圳对于青年人口的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市民平均年龄上升。同时，户籍人口逐步老化，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对于农民工以及农民工二代的容纳方面，深圳并没有比内地城市做得更好。而早期以锐意改革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有所萎缩。

　　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但劳动力收入占GDP比例却逐年下降，仅排名全国中游。同时，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了广东的阶层固化格局亦已形成，包容式发展堪忧。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广东最大隐忧。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由此，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至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金融改革、股改、新区建设等系列改革，则更多在后者完成。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国家选择的突破口为上海自贸区。前海和南沙、横琴虽呼声日高，在新一轮改革中并不占领先机。

　　冲击广东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再比如户籍改革，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的改革，最后改革从中西部地区突破。而随着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未来中西部将建立一种不同于沿海的“内陆开放”模式。

　　早期改革，国家以广东为窗口，天下新事广东十居其九。而新的改革时期，全国形成了均势竞争，广东难以独美。此为广东之忧，亦为广东之喜。喜在风险分散，广东可在改革领域更为大胆从容。

　　时至今日，改革在全国范围都处于重新寻找动力的时期，总体而言，广东的改革传统仍然非常强大。而通过前期的三十余年改革，广东的根基亦相对更为稳固，改革精神深入骨髓。

　　广东的一大优势是对市场的尊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无出其右，世所公认。上世纪90年代，国企与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就发生在广东惠州与佛山(尤其是顺德与南海)。大部制改革，亦发轫和小成于广东，在社会管理领域，广东亦为中国最宽松的地方，简政放权力度最大。2013年，广东省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启动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力度堪媲美上海自贸区改革中的工商零登记。此次“两会”广东新确立的13项改革重点，多数即集中于放权与激活市场。

　　就广东经济的主体而言，广东民营经济虽历经磨难，但羽翼已丰，不可撼动。广东最富活力的产业多数为完全竞争的行业，如广东为中国的家电之都、快消之都、家具之都、IT之都、日化之都，经过市场化的彻底洗礼，这些民营企业是最尊重市场、最富有契约精神的企业，这亦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前提。

　　高素质的公民素养，亦使广东改革拥有更多的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广东人深刻理解改革，在富裕程度、受教育程度、市场经济意识、公民契约意识、现代文明素养、眼界与视野等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中，相对较高的公民素质使广东改革更有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力量。改革的动力亦更多元，创新驱动能力强大。

　　广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省，利益构成相对多元，文化多样性明显，对于旧有格局的冲击力更大，开放性在国内无与伦比，连江浙和上海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因素，都可保证广东相对其他地方更富有改革激情和胆魄。

　　此外，广东在中国的整个版图中作用巨大，其改革胆魄当领先全国。而广深等城市，既是国家经济重镇，又无过大政治负担，可猛志改革。这些都是广东无法取代的优势。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责编/张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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