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vs哈耶克：敌人还是朋友?

时间：2014-05-11 16:56    来源：百度百家  

 

　　在一起读哈耶克的日子里，或许也该重温凯恩斯,这是我今年即将出版新书一节，算是简单的普及。二者的论战可谓经济学的世纪之辩，中间道路是否存在并且可行呢?至少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区别，或许并没有他们信徒认为的那么泾渭分明。我们对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态度仍旧如同钟摆，在两极之间摇摆：当危机来临，我们往往求助凯恩斯，一旦承平日久，哈耶克往往又占据上风。

　　思想史向来充满歧途与歧义，在经济学上没有比凯恩斯以及哈耶克更为矛盾而迷人的组合了，甚至时代的轨迹似乎也是围绕他们身前身后延展交错，无论被人顶礼膜拜还是遗忘尘埃。经济思潮的数次周期变革都离不开其中任何一位，二人堪称二十世纪经济学人的爱与怕，对此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新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可谓最佳注脚。

　　两人在上个三十世纪年代关于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的大辩论，曾经被称许为”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的争论”，而两人的分歧日后也被无限放大，也形成了各自的”信徒”和”教派”，以至于关于两人的辩论几乎贯穿了整个现代经济学历史。

　　思想者的形貌往往隐匿于思想之中，但思想者也有世俗肉身，这本书却让思想者本身也凸显灵动起来。凯恩斯风度翩翩，看似不修边幅，却自有优雅，出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年纪轻轻就得以近身参与一战的巴黎和会，薄薄一卷《和平的经济后果》更是轻易征服了世界。他左右舆论得当，辩论技巧一流，热衷调皮地招惹是非，也吸引无数追随者，做了半辈子同志，却又能娶一个男孩子气的芭蕾舞演员，即使对方不能生育，他们也一直相处幸福。

　　至于哈耶克，虽然和凯恩斯一样身材高大(两个人都超过1.8米)，甚至年轻了十六岁，但却更多给人以中欧知识分子的形貌。其与凯恩斯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一副典型学究模样，丝框眼镜搭配粗花呢外套，看重礼仪又谨小慎微，更有着伦敦雾一样的英语口音，难怪他在剑桥的第一次演讲让台下观众茫然无措，甚至问题也问不出。哈耶克受人敬佩，但是往往局限于亲近的人，他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意志顽强，年轻时曾有心谋划自己如何迈入上流阶层，中年之后抛弃发妻追求初恋，临近晚年还曾为谋求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奔走，甚至有临床抑郁症。

　　甚至，两人的理念分歧也反衬出彼此的世界观分歧。凯恩斯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也有更为务实灵活的态度，主张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人们可以追求并达到繁荣富足;至于哈耶克，则是一个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他将其理念视为信仰而不可动摇，他对于世界有清醒的悲观态度，使得他往往认为美好意图背后的丑恶后果，正如他曾引用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接着批判说”所以，政策应该完全受短期因素指引么?我担心，‘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一语的信徒会遇到洪水滔天那一刻。他们会自食其果的。”

　　作者尼古拉斯是媒体人士，《伦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前资深编辑，也曾写过撒切尔传记，这本著作读来也兴趣盎然，而且引据丰富详实，作者费心查阅梳理不少档案材料，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有详细出处，可谓学术与八卦的最佳结合。譬如关于在德军轰炸伦敦的四十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曾经一起在剑桥国王学院的教堂屋顶上轮流看更提防德军空袭，这一戏剧性细节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来自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的讣告，和凯恩斯一样，他也是国王学院的教员。

　　当哈耶克最初向凯恩斯发起火药味十足的尖刻批判之际，也就是他在1931年针对凯恩斯的《货币论》在《经济学刊》发表了一则被不少人认为苛刻的评论。以哈耶克在伦敦的初来乍到及不见经传，已经誉满天下的凯恩斯其实是完全不必理会，但是出身剑桥的凯恩斯笃信要从辩论中获益，他迎头还击，而两人终生彼此无法说服对方，也无法彼此认同。如此架势，连凯恩斯的同事、经济学家庇古就这场论战评级为”以决斗的方式”，断定”两败俱伤”。

　　尽管如此，当凯恩斯出版其毕生精力所作的《通论》之际，不改其高调做法，凯恩斯甚至将预印版要求哈耶克评价，但是本应该责无旁贷的哈耶克这一次却沉默了。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通论》引发学界内外轰动，不仅开启了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更是引爆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成为当时年轻经济学家的新圣经。《通论》的成功，以至于在三十年代末期，人们完全遗忘作为凯恩斯辩手的哈耶克，哈耶克的不少得意门生也掉头皈依凯恩斯，如卡多尔与希克斯。

　　哈耶克的沉默，被不少人认为有”失职”之嫌，即使哈耶克自己在40年之后也耿耿于怀”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我推脱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看，哈耶克的沉默并非完全毫无意义，他一方面陷于自己的著作《资本的纯理论》的泥淖之中，另一方面也在于哈耶克朦胧地感觉到凯恩斯是从宏观经济学层面解释经济运作，他认为如果要完全反击，需要思考凯恩斯未能谈及的领域，这其实也构成了哈耶克晚期的很多思想的起源。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哈耶克的命运。一方面，他从籍籍无名终于变得天下闻名，另一方面，这本书的畅销也使得他遭遇很多非议，有的来自极右派，也有不少来自同行，譬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犯这个罪”，导致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只能担任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虽然两人的辩论发端看起来不那么完全绅士派头，但是事实上两人私交一直不错，并未出现”汉贼不两立”。在伦敦政治经济大学遭受炮击搬到剑桥之时，凯恩斯还大度地邀请哈耶克到他所在的国王学院附近，两人当时常常碰头，哈耶克认为两人在私交上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有很多共同爱好兴趣，譬如历史，但是两人见面基本不谈经济学。

　　《通论》和《通往奴役之路》往往被视为隔着深渊，那么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鸿沟是否完全不可逾越呢?事实上未必如此。即使凯恩斯，在阅读完《通往奴役之路》后，也写信给哈耶克表示 赞许，”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但是凯恩斯显然更关注现实世界的走向以及可行性，他继而提醒哈耶克，希特勒的崛起并非仰赖大政府带来的便利，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你是不是得承认，这是一个在哪里划下界线的问题。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线，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实不可取的。但你却并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线。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

　　中间道路是否存在并且可行呢? 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至少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区别，或许并没有他们信徒认为的那么泾渭分明。大萧条与闪电战并未终结两人的辩论，甚至只是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到随后的凯恩斯革命时代，从七十年代的滞胀到里根撒切尔革命，再到今天，浪潮换了几波。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的反复以及检讨，我们对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态度仍旧如同钟摆，在两极之间摇摆：当危机来临，我们往往求助凯恩斯，一旦承平日久，哈耶克往往又占据上风。（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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