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所"交通大学"之争折射出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变迁

时间：2017-06-01 21:36    来源：中国教育  

 　　5月7日，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去世。出人意料的是，大师的陨落旋即引发了国内两家“交通大学”校友的口水战。

　　吴文俊就读于1940年代的交通大学，而在绝大多数新闻里，他都被说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引起西安交通大学校友的不满，他们认为，吴文俊应该是他们学校的“正牌校友”。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交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主体部分迁到了西安，只留下极小一部分在上海。现在的上海交大，就是在当年这一小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认为，西安交大才是交通大学的“正统”。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今一提到交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其实在10年前或更早的过去，西安交通大学才是真正的名校，曾经与中国科技大学同期开设少年班，并被称为‘中国的MIT’。”

　　雷颐的说法可以用数据来证明。过去，西安交大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是“985工程”首批名单里的7所高校之一。但从某个时期起，上海交大开始反超。尽管国内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公正性一直遭人质疑，但是在各种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上海交大的排名总是以明显优势领先西安交大。例如，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主持编订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在最初的2003年，上海交大居第9名，西安交大是第12名，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到了今年，上海交大已跃居第4，而西安交大则落后整整10名，排至第14名。

　　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两校的财力与师资上。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交大从1993年开始，年收入就已进入全国前四甲。2017年，该校的预算总额高达140亿元，排名第4，是全国仅有的4所预算经费超过百亿元的高校——是排名第15的西安交大的两倍。

　　在师资方面，截至2015年，上海交大拥有47名两院院士、70名“千人计划”学者，39名“青年千人计划”学者。而根据西安交大的官网介绍，该校拥有29名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与“青年千人计划”学者共计51人。

　　为大学“画圈”

　　上海交大起点低却进步神速。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是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地域因素，虽然西安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但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浦东已经超越深圳，成为新的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上海交大的这种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是西安交大无法比拟的。其次，工科的研究项目往往设备多、规模大，经费动辄上千万，因此以工科见长的上海交大就难免财大气粗。同样在上海，上海交大近年来的表现比复旦大学还要抢眼，大有成为“上海滩第一名校”的势头，在诸多因素中，其理工科大学的优势也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西安交大不仅被它的“同门兄弟”大幅反超，它要保持原有水平都已经很难了。有数据显示，仅在1996～2000年，西安交大就流失了599名学科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这与兰州大学的境遇非常类似。

　　就像兰大一位校友所说的，拜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之功，纵向比，无论是师资、学生还是经费，兰大的各项数据当然比过去是进步了;但是横向一比较，兰大就全面落后于那些东部地区的“985”高校了。兰大与西安交大等一批名校的相对衰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变迁。

　　2008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以下简称《高教资源分布》)一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分析说，1950年代，中国调整高等学校院系，原则之一就是重点建设西部地区院校。经过调整，中国高校的布局相对均衡。例如，从省级高等学校的绝对差异的变化看，极差值明显下降，由1949年的37下降到1953年的26，原高校数量最多的上海从37所减少到15所。交通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上海内迁到西安，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

　　虽然在1990年代之前，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划定“全国重点大学”的名单，但大学之间的等级并没有后来发展得那么复杂与森严。

　　1993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因此开始实施“985工程”。在“211”大学的范围内，通过数次画圈，又选出39所大学。

　　在这些学校中，拨款与定位又分若干层次。例如，第一层级是北大、清华，目标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期拨款额度是18亿。第二层级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这其中仍有差别，其中浙大14亿;南大、复旦、上海交大、北师大各12亿;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10亿;中国科大、西安交大9亿。此外，从1992年开始还三次画圈，确定了31所副部级大学，即学校的校长与书记都是副部级，由中央直接任命。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一书，代表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211”与“985”学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一些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名震全国的老牌重点大学，尽管后来也入选“211”和“985”，但由于地处中西部地区及东北三省，皆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才流失、经费不足、学校学科排名与声誉下降的状况。

　　“马太效应”

　　兰州大学校友、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平权，其中包括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问题。中国高等院校的地区差距是从1980年代后期，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逐渐拉开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地方经济的活力，直接影响当地高校的发展。

　　在过去，地方经济与所在地的重点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全额拨款的。不仅如此，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在这些地区高校工作的教师反而能够得到补偿——他们的工资要比东部地区的同行们高。但工资的地区差在1980年代中期被逐渐取消。

　　到20世纪末，中国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办学、以地方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经1998～2000年的调整，除少数教育部直属院校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划归地方管理。而“985”院校的经费，则由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下拨。这样一来，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能提供较多的经费和吸纳较多的大学毕业生，高校数量多，办学经费充裕，而不发达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很少，经费也少。

　　因此，在“985工程”实施之前，全国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在高教改革之后，“大学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造成了马太效应，强的越强，弱的越弱”。十年砍柴表示。

　　高教改革之后，地方经济与当地大学有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十年砍柴以武汉大学为例分析，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现在，武大都是实力雄厚、排名靠前的全国名牌大学。但在1990年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曾经经历过一个低潮期，直接导致武大也短暂跌入低谷，当时武大的很多老师也南下北上。比如清华大学当时新建法学院，就挖走了武大法学院的很多老师。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它曾经堪称国内法学高校的翘楚，培育了当今中国法学界的许多著名专家。但在今天，且不说“西政”无法与中国政法大学比，连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都要将它反超。

　　在这种情形下，人才开始从西部高校向发达地区主要是东部高校流动。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年来，甘肃省至少有4000多名高级科技人才“孔雀东南飞”。近10年，甘肃省调出高级职称技术人才上千人，调入不足百人，仅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重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跨省调出的高层次人才就有近500 个。

　　无独有偶。位于陕西的“985”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2000～2003年共调出125人，连当时仅有的1名“长江学者”也离开了。

　　环绕北京的河北也好不到哪里去。在2006～2010年间，该省重点建设的5所骨干学校就流失了445名人才。

　　在东北地区，这一新中国重工业的发源地发生了持续的经济低迷，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才。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就吉林大学而言，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里流失的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211大学’了。”同时，他正期待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落实到位，经济回暖，人才最终回流。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的统计，2004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专任教师，东部地区有39万余人，而西部地区只有17.5万人。东部高校教职工超过3万人的有北京、江苏、广东等5省市，而西部没有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3万人，其中，江苏的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是西藏的50倍。

　　“半吊子”开放

　　梳理中国高校地区差异的演变，从表面上看，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 时至今日，政府仍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市场的作用仍比较弱。

　　熊丙奇解释说，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主导中国大学命运的，在中央政府之外，还多了地方政府这个因素。区域经济的差距，最终通过地方政府对所在地大学的支持力度大小表现出来，这在本质上仍旧是行政的力量，而并非自由市场的力量。十年砍柴也表示，这是一种“半吊子”的人才自由流动，不是完全的教育开放。

　　熊丙奇指出，如果将以各种形式与名目获得的政府经费都算上，北大清华获得的政府拨款能占到两校收入的80%以上，与此同时，它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经费依然十分丰厚。

　　今年初，艾瑞深中国校友会公布的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其中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就以受捐25.29亿元位居第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也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

　　5月20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浙大在生日这天收到的校友捐款即超过10亿元。

　　中国高校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背后是大学行政化。曾参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的湖南大学研究员陈厚丰撰文指出，在高等教育经费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投给国内顶尖水平大学的经费所占的比例偏高，实际上挤占了政府财政对第二、第三层次“985工程”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经费投入。

　　陈厚丰认为，由于国内顶尖大学和一流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大、教育质量高、科研能力强、社会声誉好，因而争取科研拨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和民间捐赠的能力都比其他高校强，而且能获得丰厚的地方财政配比资金。而一般本科院校，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不仅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拨款较少，而且也无力从社会上筹措到足够的办学经费。结果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平等，已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机会的不公平。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对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最终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当匮乏。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办学条件差、自然环境恶劣，西部地区的师资尤其是优质师资已流向东部发达地区，这更加剧了中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2017年2月2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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