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贸易投资双引擎重新高速运转

时间：2016-10-16 22:06    来源：网易新闻  

　　

 

　　

 

　　政党代表参观重庆市委院内的重庆谈判展览馆

　　政党与经济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各国政党代表在重庆擦出了什么火花?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昨日在重庆闭幕，会议通过并发布了《重庆倡议》。

　　在这份倡议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被视为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倡议》指出，创新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各国政党政治家和智库学者应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潜力，打造扭转世界经济疲态的新引擎。应以创新发展与治理理念，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让创造财富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市场配置资源的能量充分释放，助力世界经济尽早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苏。

　　《倡议》把推动贸易和投资放在了显著位置。“政党政治家和智库学者应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重新高速运转。应维护自由、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摒弃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全球市场分裂和贸易体系分化。应探讨完善全球投资规则，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确保全球资本有序流动，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

　　《倡议》表示，与会代表希望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定期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湄公河国家政党对话会，更好发挥各国政党对澜湄次区域合作的政治引领作用。

　　《倡议》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为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致力于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希望、注入新动力。我们对此给予积极评价，并期待中方与相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包容、透明、开放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切实造福各国人民。

　　两天来，300多位各国政党政要、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进行了交流。其间，中方与非洲国家政党代表和湄公河国家政党代表分别围绕专门议题进行研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在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本次对话会达到了凝聚共识、推动合作的目的，希望各方共同把对话会建设好、维护好、发展好，将对话会打造成世界看中国的重要窗口、政党看世界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不同文明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

　　现场

　　政党代表首次组团进重庆市委

　　复古的红色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二楼的会议室里，四五十位国家的政要、党主席正在埋头做笔记。

　　71年前的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理坐标上，国共两党刚刚完成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握过了手。尽管所达成的“双十协定”不久后被国民党撕毁，但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其曾给中国人民带来过短暂但美好的和平团结的曙光。

　　重庆市委就坐落在这个四处弥漫着历史烟云的古建筑群里。10月15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与政党政要、专家学者一起走进重庆市委。

　　如此多元的面孔聚集在这座古旧的市委大院里，据说还是第一次。组织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开场白中表示，此前两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都会邀请政党代表“走进中央部委”，包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等，已经成为一个品牌配套活动。

　　不过，外国政党代表一起走进省(直辖市)一级的党委这是中共党史上开创性的活动。“目的是想让各位朋友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在省(直辖市)一级党委的工作和实践。”

　　拾级而上，小山坡上的一栋建筑门前，毛泽东与蒋介石曾拍过一张合影，这栋建筑已经成为重庆谈判和邓小平在西南局的陈列展览。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每张照片都看得颇为认真，在一张毛泽东、蒋介石和人们不太熟悉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特使赫尔利的合影前，他向解说人员询问赫尔利是谁。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到访重庆，自己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每一栋楼建于哪一年他都一一过问。

　　政党代表们关心的当然不止历史钩沉，他们更是来寻求火花与经验。重庆对于大多数政党代表来说都是有所耳闻。“近来国际化程度增强”、“GDP两位数增长”、“房价控制得好”、“内陆城市，国际贸易却搞得不错”、“实业发展得好”，还有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专家表示，“空气真好，色彩纷呈。”

　　“走进重庆市委”配套活动的主题是“五大发展理念在重庆的实践”。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这名计量经济学博士逐一解答。

　　加拿大中国中心的学者贝淡宁还对巴蜀文化差异感兴趣，他向张国清询问什么是“重庆精神”以及四川和重庆的文化差别。

　　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例如，来自瓦努阿图的政党代表就表示自己“好奇如何形成这么强有力的政党”，津巴布韦的政党代表提问重庆市委的工作方法。

　　市委大院举行的座谈会的最后，张国清还向政党代表推荐重庆的旅游，希望多在重庆待上几天，重庆的胜地颇多，按数量来看，一年半载可以不重样地参访。“走进重庆市委”活动持续了一个上午，当与会代表离开后，红色铅笔与白纸散落在桌子上，做了笔记的纸张则已被各自带走……

　　专访

　　郑永年：和而不同是中国包容的理念

　　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参加了“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北青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北青报：政党来谈经济治理的逻辑在哪里?

　　郑永年：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我现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新加坡经济发展得好，为什么?因为政治做得好。台湾地区以前经济那么好，为什么下去了?因为政治做得不好。美国和西方的经济问题也同样。要有好的理念、思想，这需要谁来做呢?行动主体是谁?近代以来，任何国家的政治行动体就是政党。政党一出现麻烦，政治就出现麻烦;政治出现麻烦，经济就出现麻烦。

　　北青报：这次全球经济治理危机也是缘于政治?

　　郑永年：是的。2008年，美国怎么了?政府失去了治理华尔街的能力，这还是政治问题。为什么特朗普主义崛起，英国“脱欧”，右翼势力崛起?就是因为政府无法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效应——社会分化等问题。国家的失败背后就是政党的失败。没有政党想去做蛋糕，大家都去抢蛋糕，大家越来越穷，蛋糕越来越小。

　　北青报：所以，政党对话谈经济其实很合乎逻辑。您在会议上得到了希望收获的东西吗?

　　郑永年：这是第三次了，我参加过第一次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其他国家没有人在做，中国能够做下去非常好。

　　北青报：当今世界还没有大规模政党交流机制?

　　郑永年：没有。只有一些规模和范围很小的，比如欧洲内部。

　　北青报：政党如此多元，规模和政见各不相同，这种交流有意义吗?

　　郑永年：交流平台就是要包容、多元。“和而不同”，这本身就是中国强调的观念。只是你不要把经验强硬地输出给我就对了，各自自主学习彼此的经验。政府之间有立场，各自代表主权国家，而政党更灵活。政党不是政府之间的一轨，也不是学者之间的二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非常重要，是主体性的。

　　北青报：外国政党更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什么?

　　郑永年：他们知道中国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但是秘诀是什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共产党做的事情，共产党的机制怎么创造出来的，希望分享成功的经验。我们自己也应该好好总结，不能自说自话，要让别人听得懂。

　　北青报：这次来重庆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郑永年：最感兴趣的就是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当然，重庆市方面已经非常谦虚地介绍了重庆经验。比如，这几年，房地产价格他们怎么控制的?很多地方都在炒P2P，但重庆没有，实体经济大发展，经济的增量两位数。

　　从全球各国发展规律来看，中国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好多地方一直在批评互联网过度化、金融经济过度化。重庆在坚守实体，稳步发展，经济基础非常好。制造业也都在发展。环保、城乡一体化、保障房、治安管理等方面，重庆都有可取之处。那重庆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北青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全球经济治理”这个词。有人说中国似乎还是学生就需要成为老师了?

　　郑永年：中国加入全球治理是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自主选择当学生还是当老师。这是客观的条件使然，西方引导的全球化现在已经没有引导能力了，它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处于高速发展中，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大国，这是客观事实。中国现在也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全球化。

　　西方国家在一定阶段也是走的全球化的道路。但中国的模式不太一样，中国追求的是包容性的发展，“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例子，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掠夺资源。这是一种新型的方式。原来西方引领下的经济治理模式并非共享型的，好处去了少数国家、少数国家里面的少数人。

　　北青报：您对目前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持有怎样的态度?

　　郑永年：我抱有审慎的乐观。困难的确出来不少，但天底下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中国的发展存在内部和外部的风险。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国际经济的风险自然会影响到中国。内部因素属于调整过程中的，需要结构转型。说来说去，还是防止陷入两个陷阱，对外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内不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调整和转型的过程，看看美国、欧洲、日本用了多少年。从这个比较来说，中国要比它们短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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