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改变全球价值链 中国如何应对

时间：2015-10-16 19:18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志彪)中国与TPP的关系，根本上看还是中美关系。中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替代不了中美关系。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未来“TPP+TTIP”所形成的规则，必将统治全球主要的经贸投资关系，而且中国要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必须有效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

　　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GVC)。这条GVC是中国在WTO规则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也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的起点。未来在TPP和TTIP下，这条链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的GVC的形态和特性，会有很多改变，并极大地影响中国的中长期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综合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了GVC上的“发包——承包”关系，从而导致贸易转移效应。TPP成员之间对1.8万种左右的商品货物执行零关税政策，以及最大限度地削减非贸易壁垒和实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原来来自美日加等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会逐步转移到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有竞争和替代关系的TPP成员国。其中最有可能转移的贸易额是中国的纺织服装、消费类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这些产业的要素禀赋上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度，而且这些年中国这些产业的要素成本上升太快、竞争力不断弱化，因此，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抢夺原本属于中国企业的外包订单的主要竞争者。

　　二是改变了GVC上的资金流动关系，从而产生投资和产业的转移效应。一旦TPP实施，可以预料的是：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将更多地流向TPP的成员国，减少中国吸收FDI的数量，而且已经在中国的FDI企业以及中国的本土企业，都会想方设法把投资和产业向TPP中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转移，一方面是为了获取零关税及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其产业链配套的需要。

　　三是改变了GVC运行的竞争(游戏)规则，中国因不满足其参与游戏的条件和资格而被踢出GVC链条，即危及中国的国际代工者角色。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等，都是TPP下GVC运行的新规则，中国不接受它们也意味着无法继续与其在GVC上共舞。

　　四是改变了GVC上的产业国际分工格局，迫使中国相关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处于低端的格局，被TTP釜底抽薪。如缺乏产业链配套的越南与中国在电子产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后端的加工、组装、装配等低端环节。本来随着大陆沿海地区这些年要素成本的迅猛上升，这些相对低端的产业可以向中国内陆地区进行梯度转移，但是在TPP下它们会发生猛烈的“外移”而不是“转移”。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好事情，它使我们立足于3C产业进行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

　　破解TPP对中国发展的不良影响，我觉得从中短期看，中国必须实现加入WTO后的第二次开放，重新调整中国在GVC中的运行形态和关系;从长期来看，则要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构建以我为主导的GVC，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1、第二次开放的主要目标，是要把适应WTO规则转变为适应TPP规则，主动调整中国在GVC中的运行形态和关系。要高度清醒地认识到，不主动创造条件加入TPP，就被排除出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之外，就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尽可能以我们的主动调整消除对发展的被动。具体说来，第一步是一方面要以更大规模和程度的自我主动开放，争取在若干自贸区模拟TPP的自由贸易条件和环境。为此建议进一步深化现有自贸区中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改革，实行类似于TPP的开放政策，如果连我们的自贸试验区都不能接受TPP，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整个国家层面正视TPP。另一方面，要通过与更多的国家启动实质性地的双边谈判，打破TPP对中国的封闭，拉长中国参与GVC的纵向非一体化链条，争取次佳的国际分工合作地位。

　　其实，TPP所主张的新的全球化规则，大部分都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做的事情，或我们老百姓想要的东西，如环保、劳工保护、国企改革、政府减少干预、知识产权等等。当然，因为国情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给定的线路或目标进行改革，而且，因为处于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些要求我们一步还做不到。对那些脱离我们现在发展阶段的一些事情，如农产品零关税，势必影响几亿农民生活，所以要谨慎，有些要逐步开放。但无论怎么说，TPP的基本理念是代表着进步而不是对抗，肯定具有从外部促进我们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尤其是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改革。对此，中央政府已经表态，应持开放的态度。我们不能一方面鼓吹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方面又那么害怕和反感TPP。

　　2、构建以我为主导的GVC，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十三五”期间，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是要重构由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个期间构建由我主导的GVC，条件已经具备。一是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二是我们提出了成为创新驱动的国家，这不可能建立在为美国“打工”的GVC之上;三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四是对外改革倒逼对内开放。为此要树立国际视野，加强战略思维，协调国际政策，拓展国家利益，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为此我提出的第一个建议：要沿“一带一路”战略来构建由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开放而非地理规划，关键是沿带与路构建全球价值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如果没有全球价值链连接，那你走出去干什么?没有价值链，城市与城市之间就有没有贸易和投资活动，即使有，也没有足够的经济纽带和利益。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首先跨出的地方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今后加工业都会逐步迁到那边去。

　　第二个建议：要把“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结合起来，构建由我主导的开放的国内价值链。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和重要节点区域。要沿长江流域中心城市构建开放的、由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以及能力分享型的全球创新网络。为此需要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以供国巨大规模的内需来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提升城市经济地位。

　　第三个建议：构建由我主导的GVC，要重点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四大要素建设。一是崭新的全球化理念。二是强大的全球化企业(GVC的链主)，有自己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能够根据投资和生产布局来形成一个合理的，由我所主导的，而且基于跨国公司内部供应链基础上的价值链，那才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三是平台和载体型的全球化的城市，这是吸收创新要素云集的基本载体。四是驰骋全球的全球化经营人才，这是GVC游戏中的主角。■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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