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阶层为什么对威权始终软弱与依附?

时间：2013-11-12 09:56    来源：中商联播网  

 　　核心提示：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商务财经网人物讯：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1932年年初，25岁的费正清如愿来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在北平，费正清一面进修汉语，一面师从清华大学蒋廷黻教授从事中国研究，无论是肃穆威严的紫禁城，还是浩浩荡荡的朔风抑或北平大街上神色苍茫的百姓无不为费正清此前在哈佛以及牛津所读到的“中国”添加细节与温度，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在费正清的内心中交相辉映彼此碰撞，激荡起他跃跃欲试的好奇心。

　　在费正清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国研究中，中国商人群体的历史角色始终占据一个微妙的位置，费正清无法理解绵延千年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始终无法孕育出像西方社会那般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商人群体，他困惑于中国商人阶层对于皇权的软弱与依附，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则在《文明史纲》中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费正清内心的迷茫，“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81年之后，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当宗庆后、王健林等企业家富翁同其他代表鱼贯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自己参政议政权利的时候，费正清曾经的质问似乎有了答案。中国的商人阶层——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权力高层，并逐渐对中国社会的运转施加自己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无独有偶，纽约时间2013年3月4日，福布斯发布2013年度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上榜122人。与上榜人数的大幅增加相比，更耐人寻味的是富豪群体政治身份的变化，在上榜的中国富豪中，有36人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大陆首富宗庆后排名86，任全国人大代表;王健林排名128，任全国政协常委;排名172、173的李彦宏，马化腾，分别为全国政协委员与全国人大代

　　表，在36人名单中，17位具有人大代表身份，19人具有政协委员身份，分别占47.2%

　　和52.8%……

　　穿越斑驳的历史表象，“费正清之问”直指中国政商关系问题的核心，也构成了今天“富豪参政”的历史大背景。自战国晚期商鞅的“贱商政策”与儒家“重义轻利”的精神相共鸣，从而将“重农抑商”精神注入中华文明根基以来，中国的商人群体，也就是今天概念上的所谓“企业家群体”，一直被钉死在极端尴尬的角色之上绵延千年，一边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结构中屈居末席，一边在包裹寰宇的皇权下恍恍不可终日。偌大的中国，竟从未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而正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推动西方社会波澜壮阔之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建设性力量。

　　从先秦的陶朱公、吕不韦到晚清的胡雪岩、盛宣怀，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的商人阶层更多地扮演政治投机客的角色，从来不具备独立的精神与力量。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40年代曾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对日战争、解放战争摧残而所剩无几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制”运动中终于走进历史，几十年间，企业家群体——这个人类社会中对推动生产力变革最积极、对独立奋斗精神最渴求、对市场变化体察最敏锐的阶层居然缺席于中国社会，彼时，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工厂”，国务院总理成为了实际意义上唯一的企业家——“厂长”，各级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构成了“车间长”。官僚体系与生俱来的臃肿庞大，信息采集行为的滞后迟钝以及“大锅饭”所带来的效率低下让新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中国社会呼喊企业家群体的重新出现。

　　1978年，随着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两个凡是”的政治坚冰开始消融，改革开放的号角终于吹响。龙门既开，万鲫奔腾，昂扬着开拓进取精神面貌的中国企业家们再一次踏上中国社会的舞台：起初，他们如星星之火般闪耀于百废待兴的社会底层，敏锐地回应着百姓的需求，如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继而，他们敢于发声，向当时的政府领导疾呼，希望政府给予他们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如1984年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委书记项南投书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而后，伴随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私营企业业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终于获得踏上政治舞台的合法

　　性……

　　从今天的角度回望，如果说在年广久的时代，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企业家们还需要以身试法，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从事商业活动;在1984年，中国的企业家们还需要以“请命”的姿态向权力机构表达自己的诉求;在2002年才重新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话，那么，今天，以宗庆后、王健林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富豪阶层终于可以成群结队地走进人民大会堂，走上中国社会的最高政治舞台，名正言顺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毋庸置疑，与1984年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所处的环境早已天翻地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内有民间资本总量突飞猛进般增长，有产者、中产者，人群之众蔚为大观;外有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观日益普及，民智已启，中国社会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中国企业家们距离国家的政治权利从没有像今天这般近，今天的中国富豪不仅可以借助国家赋予的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更可以为百姓进言，为社会之公益大声疾呼。

　　从首富宗庆后主张提高个税起征点到“新东方教父”俞敏洪“炮轰”农村小学裁撤与高等教育行政化，从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呼唤全社会关注尘肺病农民工到新晋委员、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小组讨论会上对于社会腐败现象的直言抨击……2013年“两会”的会场内外，以富豪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自觉并逐渐驾轻就熟地使用国家赋予的权利，更让人欣喜的是，穿越重重历史关隘的中国企业们也终于可以超越一己之利，一阶层之利益，以更为宏观的眼光审视家国关系与自身的参政议政地位，以更为严肃的历史责任感走进人民大会堂。2013年的“两会”，愈来愈多的中国富豪们不再龟缩于自身狭隘的生活圈子，社会公共利益逐渐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关键词。

　　可以相信，在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改革事业持续深入的推动下，伴随着财富的积累与公民精神的发育，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笼罩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软弱与无力，尴尬与困顿的阴霾终将褪尽，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与公共关怀必将重新建构起新时代中国企业家乃至中国富豪群体的精神面貌，而这一切必将与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相激荡，并最终构成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良性力量。

　　81年之后，费正清的质问终于迎来了积极的答案。

来源：中商联播网

█请返回商务财经网新闻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