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经济历史性机遇到来

时间：2016-05-24 00:05    来源：搜狐  

　　摘要：中国钢铁企业太多、其中肯定有不少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企业。但很难说钢铁行业就一定是旧经济。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了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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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代表最高决策者发声的匿名‘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政府过去很少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过如此明确而且是不甚乐观的判断。这就更加凸显了这个判断的重要性。”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5月21日在“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作出上述表述。

　　余永定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如果中国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期，不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演讲要点如下——

　　1、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则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

　　2、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和“债务——通货收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下降。

　　3、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4、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较高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的。

　　5、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6、政府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这种做法虽能解一时之渴，但将恶化经济结构、导致未来潜在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

　　7、目前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四万亿持批评态度，但我认为四万亿大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四万亿，中国恐怕早就硬着陆了。确实，四万亿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急剧上升。现在看来，如果政府增加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更多依靠发行国债为四万亿融资，情况可能会好许多。在当时情况下，增加债务和提高杠杆率难以避免。

　　8、毋庸置疑，中国钢铁企业太多、其中肯定有不少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企业。但很难说钢铁行业就一定是旧经济。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了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

　　9、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超低利息率和中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时机。如果中国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期，不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10、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提高经济增速的最有效、且同结构改革并行不悖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应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财政开支。中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我们不仅可以在不进一步提高企业杠杆率的情况下，解决企业资金问题，同时推动中国的国债市场发展。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以下为发言实录：

　　最近，代表最高决策者发声的匿名“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政府过去很少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过如此明确而且是不甚乐观的判断。这就更加凸显了这个判断的重要性。

　　我个人看法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且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能够证明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包括：

　　●普遍的产能过剩;

　　●PPI连续50个月负增长;

　　●GDP平减指数2015年为负(2016年第一季度转为微正);

　　●中国的核心CPI长期处于1%左右的低水平;

　　●进口的持续大幅度下跌;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对此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产能过剩(即马克思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即便所有产品都适销对路、不存在"结构性错配"，在市场经济中，周期性地出现产能过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则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面对急剧飙升的房价，2010年4月国务院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2010年初的近40%降到2015年底的1%。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201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逐步下跌，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2015年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高达14.2%，加上与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的持续减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一种做法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也难以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也可以把两者相结合，走中间路线。

　　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物价，稳定产出。相反，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和"债务--通货收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下降。

　　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尽管中国政府声明，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从统计数字来看，政府最近几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无可非议。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较高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的。

　　政府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这种做法虽能解一时之渴，但将恶化经济结构、导致未来潜在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对中国经济来说不一定是好消息，这种回升恐怕也难以持久。与此相对比，如果中国政府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提高现实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为潜在经济增速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

　　目前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四万亿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措施导致债务激增和产能过剩加剧。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四万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四万亿，中国恐怕早就硬着陆了。确实，四万亿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急剧上升。现在看来，如果政府增加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更多依靠发行国债为四万亿融资，情况可能会好许多。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增加债务和提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

　　不少学者担心，如果通过宏观调控，需求上去了、过剩产能减少了，企业关、停、并、转的压力减少了，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之类的"旧经济"被拯救，僵尸企业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的结构改革就将无法推进。毋庸置疑，中国钢铁企业太多、其中肯定有不少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企业。但很难说钢铁行业就一定是旧经济。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了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

　　因而，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应该以何种规模和速度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对哪些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如果认真执行结构改革，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僵尸企业"最终会走向破产。如果某些企业由于宏观形势改善，企业利润上升，这些企业就不是"僵尸企业"。结构改革能否成功在于结构改革计划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落实，宏观调控应该不会对结构改革的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结构改革能否推行不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而主要取决于经济以外的政治因素。

　　正如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的：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地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既能在短期刺激需求，又能在长期增加供给。何乐而不为?

　　中国的储蓄对投资的"正缺口"和大量经常项目顺差，说明中国不缺乏资金，中国的产能过剩说明中国不缺乏生产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明显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从总体上看依然十分落后。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余地依然极为巨大。

　　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如果在未来五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中国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期，不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除了在认真贯彻结构改革的行动计划的同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消灭过剩产能，稳定经济增长外，如何除理债务问题，特别是企业债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我仅仅希望指出，中国由于其体制特征，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只要不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和外流，银行挤提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极低。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不良债权上升，银行惜贷、企业惜借，使通货收缩进一步加剧，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企业去杠杆化应该逐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银行贷款也不应该轻易划入不良。企业部门去杠杆对经济产生的下行压力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加以抵消。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条件下，降低债务对GDP比例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经济增速。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提高经济增速的最有效、且同结构改革并行不悖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应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财政开支。中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我们不仅可以在不进一步提高企业杠杆率的情况下，解决企业资金问题，同时推动中国的国债市场发展。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总之，中国政府应该参照各国经验和自己的经验教训，探索更多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办法，尽量减少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总之，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但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事在人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正确分析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有一套全面、自洽的政策，中国经济应该能够实现稳定，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虽然显著低于以往，但仍相对较高的增长。

　　余永定为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全体大会"中美经济形势与风险"上的主题演讲，根据现场演讲实录并参考CF40秘书处的整理形成文章，未经本人审校，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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