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不足

时间：2016-08-24 21:40    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双方矛盾突出，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十三五”作为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国家借此推进供给侧改革，以重构经济发展新平衡，如果转型取得成功，中国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经济运行面临哪些挑战?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瓶颈在哪?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新浪长安讲坛上做出了解答。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从更长期观察，新一轮经济转型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十三五”规划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经济视角看，就是要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全国已经有10个省区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有的地方甚至更高。这10个省区市主要在沿海地区，总人口加在一起已经超过5亿。2015年，全国人均GDP7924美元，已经接近8000美元。如果按照年均增长6.5%来推算，按去年平均汇率，到2020年能够接近1.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稳定发展，转型能够成功，那么跨越中等社会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国家层面，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讯、智能制造和机器人(24.470, 0.12, 0.49%)，深空深海探测、新材料、脑科学等战略性领域，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实现战略性突破。在产业层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比如在IT领域，华为去年的销售额超过4000亿，净利润超过500多亿，已经超过爱立信跃居全球第一。在其他产业领域，也要培育一批类似华为的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在体制上，要营造激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发展创投、风投、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迈过创新的“高墙”，最关键的是人力资本条件。现在政府教育投入已经占GDP4%，更重要的是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多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成为最大的支出项，这也为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条件。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降低“绿卡”门槛，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人才。

　　(三)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智能制造。在体制上，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从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增强国有资本流动性，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促进产业政策从特惠向普惠转型，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今后5年，要有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成为新市民。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和预算内财政投入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今后五年，要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在制度上，要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和区域金融共同市场。在体制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有序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新一轮转型取得成功，我们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中国再持续稳定发展十多年，到2030年，就可以实现新的历史性变化，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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