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王献之：中国书法的家族私人化

时间：2016-11-12 19:06    来源：东方早报  

　　书法发展承袭中有相当多的群体，最著名的当数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王氏家族群体。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族，既是尚韵书风的代表，又是时代孕育出的书法天才，出类拔萃、独领风骚。二王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归根结底，是离不开尚韵的书家群体衬托，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哲学、思想、艺术和庄园经济家族式的生存环境模式。

　　书法发展承袭中有相当多的群体，最著名的当数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王氏家族群体。一般说来，对书法研究注重时代风格，而轻视自身背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族，既是尚韵书风的代表，又是时代孕育出的书法天才，出类拔萃、独领风骚。二王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归根结底，是离不开尚韵的书家群体衬托，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哲学、思想、艺术和庄园经济家族式的生存环境模式。

　　庄园经济——合适的家族氛围

　　汉帝国土崩瓦解，世袭的世家大族庄园经济在战乱中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成农奴，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占据了历史舞台，形成特殊的士族形态，社会阶层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族”不仅是政治上的贵族，也是文化上的贵族，更是精神上的贵族。当时有点名气的人，皆称为“名士”。

　　士族思想代表是玄学。玄学所强调的主旨有两条，一是超越感，二是解放感。人作为个体，必然要受到各种现实存在条件的限制，因而是现实的存在，超越只是思想上的超越，从现实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获得全新的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洒脱”，玄学称之为“无”，即抽象的“有”，因为是抽象的，所以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因而人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没有内容的空旷境界，称为“虚旷”，这种精神状态称为“玄心”，言论就为“玄谈”，也称为“清谈”。玄学代表人物刘劭《人物志·九征》中说：“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

　　庄园经济的发展，促使家族累牍经学，家法师传，成为当时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垄断者，有不受皇权任意影响的独立地位。因为有世代沿袭的爵位，享受着锦衣玉食、富贵荣华的生活，什么也不缺，有十分优裕的物质享受，有大量自由的时间用于艺术的欣赏和创造，这种创造并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是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人生观也在朝不夕保、草菅人命的时代彻底改观，不再寄希望于天堂，而是把握自身时光。真正有价值的，可以永垂不朽的，是由艺术所表露自己的情感、思想、精神、品格。随即对书法审美性日益重视起来，书法成为表现情感的最佳方式，推向发展的高峰。

　　《佩文斋书画谱》中“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酝籍，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汪玉《墨花阁杂志》中：“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态。缘当时人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未可以言语求觅也。” 所有一切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审美意识为终结，将艺术的着眼点内定在人物的品藻方面。东晋王氏一门是政治上当权的大贵族。王羲之的父辈、同辈和儿孙辈都是以行草书驰名书坛。其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王旷，官至淮南太守，都是善书大家，也是东晋王朝的中流砥柱。王敦、王导都是从伯父，以行草书见贵，《淳化阁帖》二卷有其墨迹，其侄王珣的《伯远帖》则是当今唯一硕果仅存的可信的晋代真迹。王导从弟亦工书画。家族的氛围孕育了书法巨人，如同众星拱月。王羲之出生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耳濡目染，自然对书法有着浓厚兴趣。

　　寄情山水——人生闲暇

　　魏晋时代，士人高谈老庄，手挥五弦，志轻轩昂，赏会山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是生活态度和文化心理的种种主要表现，人格精神从而被弘扬，自我价值被发现，更注重人的才情、品格和风神等内在的精神状态，对于生命的尊敬、膜拜和热爱，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主体的人格风度，而非门第功业。简而言之，玄学追求的理想人格即是阮籍所指的“大人先生”，阮氏在《大人先生》传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魏晋士人由对外在规范的重视而转向内在主体意识的弘扬，“人”的发现既通向对生活哲理的思考，通向外部世界的审美愉悦，终又由“任自然”而专一寄情于山水。王羲之便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者，悲夫!”的感叹，集中表现出他对生命的看法，表面上是对人生论的怀疑，似乎是颓废、悲观和消极地感喟，实际上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的强烈渴望和留恋。陶潜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便是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

　　在魏晋时期，士人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缘，从遵从礼法到一任自然，从入世的失落到乐在山水之间的逍遥，《世说新语》所言的“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成为时代精神。晋人以虚空的胸襟来体会自然，表里澄明，一片空寂，如王羲之《兰亭》诗中说：“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性情旷达，不拘常谈，从“东床快婿”这一典故中便可窥豹一斑。王羲之返入山林，寄情山水，创作出不朽的《兰亭》，体现出自然和人工雕琢的合理统一，“既雕且琢，复归于朴”。正因为有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才引起了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死生之叹。四十一人的兰亭雅集，更是一次清流名士的山水文化集会活动。对自然有一种置身其中，无忧忘我的意味，真正达到与自然同在的灵境，构成一种超然的人生观，以此作为书法艺术的基础，才有令人不可企及的成就。

　　私人空间——书法自娱色彩的增强

　　庄园经济模式，开辟了私人空间，放浪形骸、自我适意地体验人生活动，为书法拓展了新天地，追求书法自娱个性化的色彩，书法表现空间进一步扩大。汉代立碑是一种潮流，魏晋则截然相反，统治者明令禁止立碑，碑刻书写遭到遏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书法不再是实用铺陈，实用性消退，艺术性随之凸现出来，不再局限于实用，表现超妙入神，飘逸风流的自我情怀成为可能，而更多地关注个体的人生兴趣和日常生活情景。玄学兴起，促使写经盛行，一时蔚然成风，纸张材质也发生了变化，对笔墨表现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追求书法的艺术表现力，从入书形式便可知晓，所表现的内容，打破了魏晋之前单一的歌功颂德之文，诗文信札无不入书，而且大多文辞隽永空灵和华美。王献之留下来的墨迹中，信札占了大多数，将书法带进了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表达出生命里真实细微的真切感受，因而充满了感染力。

　　随着汉代“独尊儒术”理论体系的瓦解，道家思想逐渐演变成个人闲适生活和人生放达的理论：自然、率真、放达，卸脱了沉重的功利思想和社会政治压力盔甲的拘束，士人更留心人生和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更接近人生的率真状态。文人对功利追求的淡化和舍弃，对书法来说，完全是件好事。汉代将“立德、立功、立言”看成人生既定的目标，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单一的生活取向，使汉初士人在遭遇仕途挫折之后没有回旋余地，但在魏晋时期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具备了退守功能的人生观念和寄托方式。魏晋知识分子多半超脱于礼法之外，不拘小节，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对自我价值进行由衷的肯定。生活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放了礼法束缚，避免仕途压力和官场拘束，能够轻易地割舍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有艺术表现天赋的书家，有在艺术领域内一试身手的可能，通俗地来讲，就是有精神上的置闲状态。

　　单纯地将仕途作为入世理想，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观，王羲之是信奉道教的。一般说来，文艺习惯地被视为道家的产物，从属于道家思想，“游心于道”指出了这一本质。回顾来看，魏晋思想实质是玄学，即是儒道相结合的产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是首要选择。王羲之官至右军，但后因病辞官，发誓不再出仕，而任由天性，天马行空，所以殁后敕封为“金紫光禄大夫”，但儿辈却坚辞不受，谦身隐退。得意仕途时，也对宦海风波加以认识。随着经学体系日益僵化，世人中的消极情绪日益滋长，对仕途的热情消退，唤醒了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潜在意识，加剧了对道家的热情，并在士大夫中流行开来。文艺通常是医治人生苦痛的良药，政治上的失意要通过艺术来弥补，对仕途热情的消退和疏离态度愈来愈明显，有识之士将作为经艺之本的书法看成实现人生价值所在，功利不再是人生的必然。舍弃追逐功利的行为，不再作功利的附庸，从政治说教工具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从中获得更高层次的人生满足。人的心灵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创作的作品便迥然别于前朝。

　　士族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形态，建立了自主的人生方式，带来了厌倦功名的显著变化，不断地寻找更多自适其心、自抒胸臆的生活方式满足自己，表达自己心中的欲望。书法个性进一步增强，成为最典型的闲适方式代表，逐步开拓了具有个人色彩的空间，以笔墨来记述避而不仕的巨大生活乐趣。由于笔墨形式技巧的逐渐丰富和完善，使得书法本体相应摆脱完全依附于文字载体的局面，两者遂处于游离状态，书法就有了独立意义。行书此时发展成熟起来。当严整格肃的篆隶流变为行草，由民间工匠所为变为门阀士族的超妙高意和专业用情所在，“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表现出飘逸飞扬、逸轮超群的魏晋风度。就字体来说，方正字体的篆隶楷书，字字独立而无直接引带呼应关系，每字又都有空间量的规定性，字形结体的规范性不适应表现晋人“优美而自由”的心灵。行草可以信手挥洒，便捷随心，大小欹侧，尽形得势，显现字之真态。笔法、章法和字法更加丰富多样，极尽变化，不仅如此，魏晋书法还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包括本质论、创新论和技法论在内的系统思想，尤其是有品评论，将人物的品藻和书法艺术鉴赏合二为一，成为异于往昔书学的重要特征，可以书写出极其优美的线条，表现出种种风神状貌。“钟繇每点多异，王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的书札和小品文隽事天成，俯拾皆是，后世米苏黄蔡等人书法都力追这种潇散风神，但总嫌做作夸张。

　　变法——家族书法不衰的秘诀

　　二王书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有所长，惟有理解和把握这一点，才能更好地领悟到二王的精髓。二王是尚韵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书家，但他们父子书法表现形态中又有一定差异，有内向和外拓的差别。如果将家法变成一种枷锁，近亲繁殖，固步自封，必将陷于僵化保守中难以自拔，只有那些敢于变法、挣脱羁绊的，才最终可以让历史青眼有加。王羲之的高超之处在于将书法笔势、文字内容和创作主体情感三者合一，结合得完美无缺。精深的笔墨工夫之外，还具备了超凡的天赋和潇散的个性，其实质是使书法作品的运行轨迹贯穿和充溢内在的生命力，也正是书法创作主体别具风范的精神气韵，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与他所独有的才情、智慧和风度直接联系，表现了人的生命、个性和气质。王羲之的天才创造，使后人所领略到独步当世的魏晋风度，超拔脱俗的风标，盱衡后世，莫能匹敌。王羲之的成功之处在于变法，不墨守成规，把握了时代的潮流，“野鹜家鸡定谁美?”后世的米芾道出了其中渊源。他不囿于魏夫人之所学，泛幼沧海，游历名山使他有了更多的见识，不断求新变革，正是这种精神使王羲之如日中天，如旦不夜。俞松说：“汉魏以后法书，东晋为第一;就晋人论之，右军又为第一。”王献之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以承袭模仿为能事，将乃父行书的逸秀变为雄放，不落窠臼，用笔瘦挺，体势瘦长，笔势连绵不绝，变无形中的蕴藉之风为神俊之采，变方成圆。没有局限于王羲之，最终齐名，合称“二王”。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门阀士族的心思和兴趣强调山水美，由此发现了人的内心，两汉以来繁缛迂腐的经学研究转向注重艺术，人更加关注于生命的享受体会。行草书的兴起为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经艺之本，书法不再是赵壹《非草书》所鄙弃的“末技”，而成为有身份地位的人所赏玩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寄托，变成士大夫的专意所在。书法在这之前，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其过于质朴;在这之后，唐代进入“尚法”时代，使之定格在法度森然的境地。只有在魏晋这几百年，精神上大解放，思想上大自由，注重人本性情感的抒发，否定造作的歌功颂德，视富贵如浮云、权势如蒿草。这种特定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风俗等汇成文化氛围，形成了以玄学思潮为主导倾向的时代潮流。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在书法领域内表现“尚韵”的书法风格出现，晋人书法便是这种美的具体体现。一部罗列了哲学、政治、宗教和人文思想和历史观组成的魏晋历史再现了名士热情洋溢的生命之波，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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