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及时调整?

时间：2015-11-01 23:20    来源：搜狐  

　　10月30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更精确的说，此次计划生育新政策，只是全面放开了二胎，对生育二胎不设置前置性条件，但并不等于把生育的国家计划变为家庭计划，也就是说，想要几个孩子，并没有成为公民的自由选择。

　　此次全面放开，是迫于人口局面的潜在社会与经济影响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中国人口结构将由小孩和青壮年多、老年人少的“金字塔型”，变为青壮年多、老人孩子相对较少的“橄榄型”。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

　　抚养比率过高，会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消费率高，新增人口是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老龄化与低生育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乏力。长期关注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关联问题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就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下滑就与当下的人口局面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也许就是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就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必须废除的观点，但政策的调整却迟迟未动。实际上，从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开了单独两孩政策，到这次十八届五中全又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其间隔才两年，对于人口政策调整而言，其实只是一瞬间。由此不难反推，再次调整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前次政策调整后发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完全变化了，政策的调整已经晚了。

　　实际上，在一些人口学家的眼中，改变中国低出生率的最佳时机已经彻底的过去了。短期内，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未来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老龄化，年轻人缺乏的倒金子塔国家，步入日本的人口结构的轨道。

　　这是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能促进生育率的下降，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泰国、或墨西哥，均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生活成本的上升，教育成本的提高，加之长期的抑制生育的政策，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2左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在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近年来已降到0.7-0.9，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实际上，从双独政策，到单独政策，到现在的全面放开，政策的加速改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生育意愿下降的严峻性。未来20年，计划生育的恶果将逐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会晚了那么多年?

　　首先，是对人口的认识问题。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一方面，计划经济下，人的能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物质贫乏，人被看做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从价值观上，计划经济把人看做资源的消耗者。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人口是负担，人少了，资源的人均量就上去了，就富裕了，但却忽略了人的创造性，也忽略了人口结构的重要性。

　　其次，政府机构设置中存在“机构设置刚性”，俗话说便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各级政府专为计划生育设置了干部配比，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2005年到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事业费从226.39亿元提高到3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44%。巨大的预算下面，有众多的既得利益者。

　　任何政府组织都有预算冲动，为自己保持住权力的旧领域、并不断开辟权力的新领域，获得更大预算。这种动机当然也包括论证自己的合理性。

　　在中国，没有独立的智囊机构，政府的具体部门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领域数据的收集者、决策的参谋者。这就使得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以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后的潜在出生率，体制内的专家是高估的，而体制外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则是低估的。前者的高估当然则是为了强调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比如，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为1.22，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由将生育率上调整整48%至1.8。实际上，这一组织动机不光存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机构。虽然当时就受到不少学者质疑这个调整，而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2000年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34左右，但是，联合国人口署在2001年完成的2000年的报告中，却全盘接受了中国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1.8的生育率。在此基础之上，联合国人口署在预测中国人口趋势时，也有高估的趋势，而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联合国的预测结果出口转内销，冠之以国际权威的光环来误导中国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某种程度上，中国计划生育部门与联合国人口署的这种一唱一和，反映的正是组织的自我强调的动机。

　　第三，从具体的的政治操作来说，除非革命式的铁腕，正常的政治决策，特别是涉及的机构调整必然也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的合并，是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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