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从《河岸》到《黄雀记》

时间：2013-11-08 21:52    来源：作家在线  

 　　

         《河岸》是一部让生命在磨砺中体验的长篇小说,叙述上保持着苏童的细腻与灵动,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关于生存的故事。主人公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之子，在动荡年代遭到诸多质疑和磨难。小说充满了神秘、伤感与无奈。《河岸》获第三届曼亚洲文学奖(2009)和第八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10)。

　　半个月前，苏童在戛纳。许多网友看到他和余华一起客串主持人，搭档主持一档名叫《戛纳童话》的视频节目，节目中，他煞有介事地采访女明星范冰冰“有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苏童这样解释他的新角色：“我的工作不是说，是写。但我也很愿意偶尔玩一下，换换空气，散散心，前提是手头没有写作任务。

　　在人来人往的世界性电影节的舞台上，一名中国作家想了些什么?苏童回答：“不管生活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人类有共通的人性，以及互相可鉴的命运。中国人的故事，不可能永远出民俗与政治这两张牌，最终还是要揭示人类共同的处境与问题，以此打动世界。”

　　记者：从你的新作《黄雀记》谈起吧。《黄雀记》写了多长时间?最初的灵感发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还是虚构?

　　苏童：与《河岸》一样，又花了三年时间。故事有一个薄薄的基础，也可称为发轫。八十年代，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据说是主犯。他和其父母一直声称无辜，跑断了腿，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而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都在四处奔波，为孩子洗罪(状况类似如今的“拼爹”)。街头开始流传群众舆论，说那个女孩“生活作风很滥”。案情众说纷纭，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他的罪行是否真实，其实是个谜。我想将这个谜带入小说。

　　记者：我听说这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小拉》，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很有吸引力，但你最终改成了《黄雀记》，出于什么考虑?

　　苏童：小说最初的名字是《小拉》，小拉是八十年代南京一带青年人风靡的交谊舞，很有时代特征，也是小说中女主人公仙女的蒙难之舞，但也因为它太“时代”了，太切题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书名，用了黄雀记这个较为抽象的名字。小说里没有黄雀，但其情节，确实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紧张感和戏剧感。

　　记者：问几个小说文本上的问题。其一，关于那场主宰少男少女命运的意外强奸事件，你始终没有正面写，而是在当事人的闪回中叙述某些片断。不写，是一种更高级的选择吗?

　　苏童：水塔里的强奸事件，是《黄雀记》的核心事件之一，我没有正面描写。只是我一向的写作宗旨决定了，绝不回避性，绝不渲染性，怎样自然怎样写。

　　记者：其二，全篇的视点不断转移，先是祖父，然后保润，然后仙女，然后柳生，然后又仙女，最后回到“我们这个城市”，有人说这手法轻灵而密实像是作家在打一种绳结。为什么没有使用一个视角贯穿到底的办法?

　　苏童：《黄雀记》的结构似乎是三角形的，视角似乎也是三角形视角。这是在构思初期就想好的，我没有预期这样写会导致怎样的阅读效果，只是觉得这种结构稳固而锐利，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物作为点，他们的人物关系作为线，而失魂的祖父是三角形的颜色，这样的三角形铺设，有利于小说的叙事。

　　记者：自从去年你又在续写“香椿树街”故事系列的消息传出后，评论界和读者表示极大的期待，但也有媒体把你算在“怀旧写作”的一线作家之列，有惋惜的意味。你怎么看待?

　　苏童：怀旧，是人们所热衷的词汇的一个标准件，也像一顶流行的大帽子，可以戴在很多脑袋上，不会掉下来。但对于具体的创作来说，它往往显得空洞，并不一定能与脑袋发生真正的联系。说到难度，无论什么题材，都不是难度的避风港。所有优秀的小说都有难度，哪怕是给孩子写的小说。通常来说，一个作家脑子里会装很多故事，有时候它们互相妨碍，有时候则互相哺育。这些故事并没有什么系列之分，故事的时空是何时何地，没那么重要，小说中会出现作家主观的时空规划，但一个作家的创作胸襟和理想是无法规划的，所以，时空问题，完全不能决定一部小说的得失。

　　记者：以香椿树街和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例，作家和长期以来书写的对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苏童：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者仅仅一条街道，如此而已。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经营香椿树街小说，所谓流水不腐，香椿树街对于我始终是流水。一方面我信任这条街道，一方面我崇尚流水之功。当然，我觉得香椿树街在物理意义上不大，化学意义上则无限大，足以让我把整个世界搬到这条街上来。

　　记者：程永新认为，相比《河岸》，河岸是局部的、片断的隐喻和象征，而《黄雀记》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核心象征。它在复仇与忏悔的悬念下所讲述的故事恰恰是我们如何轻易地遗忘复仇和忏悔不能。“苏童以出色的技巧和凝重的思考完成了一个诘问：你怎样面对你的过去。这个问题直接命中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反省。”这样的解读，你认同吗?

　　苏童：算一算，已经有28年历史了，我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在《收获》上发表。我是被程永新“看”着长大的，他能解读我创作上的一举一动，洞悉作品流露的所有蛛丝马迹。依我对他的反观察，他似乎能忍受我的不变，当然更乐于面对我的变化，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平庸”。让我欣慰与坦然的是，平庸，恰恰也是我时刻预防的毒菌。

　　正如程永新所说，无论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隐喻与象征，隐喻与象征总是无处不在的。《黄雀记》里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放大了看，也是几亿人面对过去的姿态。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为浪漫的诗篇，所谓面对过去，有一部分也容易，那就是清算他人之罪，只有自我清算这一部分，最不容易，它是忏悔录，或者是反省书。忏悔与反省的姿态，是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面对过去，不仅是面对历史，同时让你有机会面对社会、面对他人，甚至面对未来。还有，《黄雀记》里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其脉络以人情世故来编织，也是国人熟悉的乱针针法，“传统”大摇大摆地掩盖理性。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实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的方法。但是，“生命不息，活得不易，”这已经不是隐喻与象征，而是我们的常识了。

　　记者：从《河岸》到《黄雀记》，在你的写作内部，着力于解决什么问题?

　　苏童：从《河岸》到《黄雀记》，我写的其实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的心灵史。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个人的心灵史，构成民族的心灵史。这不是我发明的说法，是巴尔扎克说的。

 

责编/张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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