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激荡的中国：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

时间：2016-11-22 23:08    来源：和讯网  

　　【编者按】蒋梦麟是北大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亲历了近代七十年每一件大事，他的人生本可谓是一部微观的近代史。

　　所以胡适会说，“他(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去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沈君山会说，“蒋梦麟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行政的长才。三十出头就代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校长，后来真除，又在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等职。茫茫中国，何去何从?他是有相当的感慨的。”

　　在《激荡的中国：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中，蒋梦麟娓娓道来他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映照出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从传统浓厚的余姚到开放繁华的上海，眼见社会的种种变化;再到留学海外，感受文化的差异，思考国族的未来;最后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他始终秉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掌握着北大之舵。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关于抗战(二战)的记录相关章节。

　　

 

　　1.“飞虎队”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前言p1)

　　2.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联邦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继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的血液。你如果想用刀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衔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最好的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前言p2)

　　3.抗战的思考

　　自从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中国的局势已经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国军在淞沪、台儿庄以及长沙的英勇战绩，已经赢得全球中国友人的同情与钦敬。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势将在国际舞台上担任众所瞩目的角色。这些年来，爱护中国的人士未免把她估计得太高，不了解中国的人士则又把她估计得太低。无论估计过高或过低，对中国的关切是一致的;而她几乎孤立无援地苦战八年之久，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漫长痛苦的八年中，她与具有优越的武器，严密的组织以及宗教的爱国热狂的强敌相周旋，愈战愈奋，始终不屈。

　　不论是本身的努力，或者友邦的援助，都不能使中国在旦夕之间达到现代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水准;但是她的敌人也不可能在几年之内，甚至几百年之内，灭亡她。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将是举世人士注意力的焦点，因为未来的和平与中国之能否臻于富强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怎样才能臻于富强呢?这个问题必须由她自己单独来解决。友邦的密切合作固然可以加速她的成功，但是她必须独立担负起使自己成为世界和平支柱的责任。

　　中国既不是一个天神般万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低能的毫无作为的国家。她是一群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结合而成的国家。他们有爱、有恨;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成就、有失败;有时充满希望，有时陷于绝望。他们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世界人士不能对他们有分外的要求和期望。中国没有解决一切困难的万应灵丹，也没有随心所欲脱胎换骨的魔术。如果她已经有所成就的话，那也是平时以汗，战时以血换来的。

　　4.七七事变

　　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之初，北平附近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七月七日的晚上，终于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夜色掩护下发动攻击，从卢沟桥的彼端向北平近郊进袭，城内驻军当即予以还击。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准备了许多简单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也很有限。

　　我们曾经讨论可能的发展。因为我刚从北平来，他问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对时局有何看法。我告诉他，以我对当地日军司令官的印象以及他们的保守见解来判断，这次事变似乎仍旧是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计划似乎还是蚕食中国，一时恐怕尚无鲸吞的准备。但是蚕食的结果，日本很可能在数年之内即根深蒂固地盘据华北而无法撼其分毫，到那时候，长江流域也就危在旦夕了。日本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吞噬东北而进窥华北，将来华北对华中华南的局势亦复如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过程。这似乎就是日本对付中国的政策。

　　战事断断续续相持了好几天。十二天以后，北平城外的零星战事仍在进行，蒋委员长在牯岭对几千名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将领演说，认为日本即将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呼吁大家准备不计代价保卫国家。他说：“全面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这次战争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牺牲也就愈大。”

　　在这次演说里，我初次听见蒋委员长称呼侵华的日军为倭寇，并表示对日问题的坚决主张。倭寇这个名词，在一般听众或不甚注意，但在明代长期遭倭寇蹂躏的宁波绍兴人，听到这种称呼，就会觉得事态严重。当时的听众之中有陈诚将军、胡宗南将军，以及其他后来在各区建立殊勋的许多将领。这次演说后不久，蒋委员长飞返南京，各将领亦分别返防。我和几位朋友飞到南京，希望赶返北平，但是北上火车已全部停顿。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战事像洪水一样泛滥北平附近。宋哲元将军英勇奋战，部下伤亡惨重。日军司令田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向很保守，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幸田代忽然病倒，思想激进的少壮军官遂得控制日本部队。数日后田代去世。究竟是病故、自杀或被杀，虽然谣言满天飞，谁也弄不清底细。宋哲元将军仍旧希望把事件局部化，要求兼程北上的中央政府军队暂时停在保定。结果中央部队就在保定停留下来了。

　　但是现由少壮军人指挥的日军却并未停止前进;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四面八方受到攻击。一位高级将领并在作战时阵亡。宋将军不得已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

　　日军已经控制北平了，华北是否会像沈阳陷落后的东北，遭逢同样的命运呢?日本会不会在华北暂时停下来，在华北等上几年，然后再以之为攻击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烦，准备一举攻下南方而图一劳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渐进政策似乎对中国更危险。南京的高级官员以及各省的军事领袖全都赞成全面抵抗侵略。结果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平民百姓，万众一心，一致奋起应付空前的国难。

　　(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5.淞沪会战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派遣军队循海道开抵上海。中国也在同时派军队沿长江东下赶到沪滨。在这小小的区域里，已有好几万军队结集对峙着，战事一触即发。究竟哪一方面先发第一枪都无关宏旨，不论是一位粗心大意的士兵无意中走火，或者是掌握大权者的决策。

　　日军官兵大家都知道，制造沈阳事变的负责将领如本庄繁和土肥原等均曾因功而获得最高级的勋奖。一手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人，无疑地也会获得同样的勋奖。谁又能怪渡海而来上海的日军将领也想一显身手呢?

　　我们在南京的人都知道，密布在全国上空的乌云势将迸发为狂风暴雨。我离开南京循公路到杭州，在湖滨一位朋友的别墅里住了几天，我们没有一天不担心，在淞沪对垒的中日军队会发生冲突。我的朋友王文伯不时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探问情况。八月十二日，上海方面的回答很短促：“没有消息。明天十点钟，十点钟，再见!”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临。浓烟上冲汉霄，双方的轰炸机交互炸射对方阵地，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从此不再有地方性的事件，也不再有蚕食的机会。日本要就一口吞下中国，要就完全放弃。但是吞下去倒也不容易，放弃吗?她又舍不得。这局面注定是一场长期战争。

　　两天以后，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我正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城的这一边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我：“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是呀，在打雷。”

　　“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

　　七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木更津队轰炸机已经从台湾松山机场飞到杭州。驻扎笕桥的中国战斗机当即升空拦击，并当场击落其五架，其余两架夺路逃命，但是也在离杭州不远处被迫降落，飞行员被俘。我到绍兴专员公署去看一位俘虏，据他说，他们在台湾的指挥官曾经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有战斗机。

　　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战事刚开始时，日本人在一个地方只丢一个炸弹，所以他们所有的炸弹都是分散的。这种轰炸方式所造成的损害远较集中轰炸为小。一年之后，日军与俄军在伪满与西伯利亚交界处的张高峰发生冲突，日本人才从俄国学到集中轰炸的战术。

　　我的朋友王文伯是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战事开始以后，他的工作自然跟着紧张起来了。他调集了好几百辆公路车，把军火运给前方。有一次，大约二十辆车子结队驶往前方，结果这队车辆误入敌人后方而遭围攻。其中的一位司机跳下车子躲在田野里，后来借夜色掩护爬出敌人阵地回到杭州。几天之后，他找了另外一辆卡车，又再度上前线担任运输工作去了。

　　难民从上海像潮水一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我有一位朋友，本来是上海棉纱大王，“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带着他的子女逃到杭州，暂时住在山中的一所庙宇里。他告诉我，他预备给他的家人盖一幢房子。

　　“为什么?”我问他。

　　“上海作战期间，我想在杭州住下来。”他说。

　　我真想不到他对这次战争竟有这样的看法。我劝他最好还是迁到内地去，因为战事必定要蔓延到杭州以及所有的沿海城市，甚至可能远及华中的汉口。他听到这些话，好像没法相信似的。五年之后，我在重庆碰到他，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在战火扩及杭州以前就离开西湖了。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很难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双目炯炯有光。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当我向父亲告别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怕自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我所敬爱的父亲了。父亲所施于我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我所报答他的却又如此之少。后来我的家乡遭到轰炸时，他迁到山中，以栽花养鸟自娱，战事发生两年以后的一个早上，他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忽然感到有点头晕，回到卧室，即告去世。享年八十。他不过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之一，战争对老年人实在是很大的磨难。

　　我回南京逗留几天之后就搭轮溯江而至汉口，码头附近沿江堆积着大批木箱，里面装着政府的档案、中央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即现在台中之古物)。从南京至汉口途中，我们曾碰到满载军队的船只，顺流东下增援上海。

　　我从汉口搭粤汉铁路赴长沙，沿途碰到好几批军队挤在敞篷车里，由广东广西向北开往汉口。这次战争现在的的确确是全国性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地方性的战事了。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我问他们往哪里去。

　　“打日本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6.蒋梦麟提议把西南联大迁往昆明

　　日军不久进入南京，士兵兽性大发。许多妇女被轮奸杀死，无辜百姓在逃难时遭到日军机枪任意扫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将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

　　新年里，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结集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我飞到汉口，想探探政府对联大续迁内地的意见。我先去看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他建议我最好还是去看总司令本人。因此我就去谒见委员长了。他赞成把联大再往西迁，我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正月，就在准备搬迁中过去了。书籍和科学仪器都装了箱，卡车和汽油也买了。二月间，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我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我从海防搭火车到法属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丛山峻岭而达昆明。

　　(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

　　7.抗战中的大学逃难(西南联大艰难的迁移过程)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之外，接近战区以及可能受战争影响的高等学府都逐渐向内地迁移，到抗战快结束时，在内地重建的大学和独立学院，数目当在二十左右，学生总数约一万六千人。

　　这些学府四散在内地各省。有的借用庙宇祠堂，有的则借用当地学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课。公共建筑找不到时，有的学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学校临时搭了茅篷土屋。所有学校都已尽可能带出来一部分图书仪器，数量当然很有限，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简陋的设备也经常受到敌机故意而无情的轰炸。

　　许多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父母对他们的接济自然断绝了;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弟在内地读书，遇到敌伪人员查问时，宁愿把儿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后来由政府拨了大笔经费来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学生。

　　因为日本侵略是从华北开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响的大学自然是在平津区的学校。平津区陷敌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结果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进。当时政府尚在南京，看到这种情形，便下令在后方成立两个联合大学，一个在长沙，另一个在西北的西安。西北联大包含过去的两个国立大学和两个独立学院。它后来从西安迁到汉中，因为校舍分散，结果多少又回复了原来各单位的传统。

　　战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后，原来还能留在原地上课的大学也步我们的后尘内迁了。结果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搬到战时首都重庆，浙江大学从杭州搬到贵州，中山大学从广州搬到云南。

　　我想详细地叙述一下长沙临时大学的情形，它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后来又如何从长沙迁移到昆明。这故事也许可以说明一般大学播迁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个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联合而成的。这三个大学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个大学的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员全部转到临时大学。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长沙复课，注册学生有从原来三个大学来的约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从其他大学转来的二百二十名借读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但是民国二十七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飞机把长沙作为轰炸目标之一。在长沙久留是很危险的，结果临时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经政府核准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英里，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约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学均已迁往乡间，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这时适值联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师范学院，真是“双喜临门(603008,股吧)”。五院二十六系的学生人数也增至二千人。

　　二十八年九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联大过去十阅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

　　8.沦陷区大学生的惨状

　　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杀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从北平逃到昆明，在华北曾数度穿越敌人火线，好几次都受到敌人射击。他常常一整天吃不到一点东西，晚上还得在夜色掩护下赶好几里路。他和他的兄弟一道离北平，但是他的兄弟却被车站上的日本卫兵抓走送到集中营去了，因为他身上被搜出了学生身份的证件。他们是化装商店学徒出走的，但是真正的身份被查出以后，就会遭遇严重的处罚。

　　据说北大文学院的地下室已经变为恐怖的地牢。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说，不过后来我碰到一位老学生，在他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上村怒不可遏地说：“没有什么客气的，犯什么罪就该受什么惩罚!”他曾经连续三天受到这种“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简直不忍形诸笔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留在北平的学生在敌人的酷刑下呻吟呼号，在昆明上课的联大则受到敌机的无情轰炸。轰炸行为显然是故意的，因为联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没有军事目标。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速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

　　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

　　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

　　(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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