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亚妮》：一份父亲的手稿，讲述藏在《没眼人》背后的亚妮传奇

时间：2016-12-05 16:10    来源：凤凰读书  

　　

      亚妮在父亲的遗物里发现了这部手稿，垂暮之年的老者深情讲述女儿的一切——藏在《没眼人》后面的亚妮的传奇故事。

　　她潜入生活深处，挖掘出一个个文化传奇：沙耆 丁明 王安江 林炳炎 没眼人群体……

　　首次披露亚妮的近百张珍贵照片。

　　【书籍信息】

　　书名 ：女儿亚妮

　　作者 ：何守先 著 ; 亚妮 整理

　　定价 ：56

　　出版时间 ：2017年1月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何守先 何守先(笔名如竹、初绿)，1930年3月出生，浙江省庆元县人。主任编辑。曾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宁波市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市志》副主编，《宁波老年报》主编，宁波市记协顾问，老新闻工委主任。编著有《商·盗·寇》、《宁波市场大观》、《宁波新闻纵横》、《乐龄心语》等。

　　亚 妮

　　浙江宁波人，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毕业。 国家一级导演。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卫视制片人、导演、主持人。 2000年，浙江卫视首次开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周播纪实文化访谈栏目《亚妮专访》，播出达十年之久，成为浙江卫视的标杆性文化栏目。 独立制片、导演的电影有：《阿米走步》、《情缘廊桥》、《嫁给罗湖的一千个理由》等。其中《阿米走步》2013年获得米兰国际体育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以及十余项国际奖。独立制片、编剧、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有《圈里圈外》等。 独立制片、编剧、导演的纪录电影《没眼人》、《活着》、《死去》，历经十年，仍在拍摄、制作中。 纪实文学作品《没眼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收拾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一部手写的书稿——写的是她这些年讲给父亲的故事，写的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回忆，点点滴滴，记录下了亚妮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闯荡故事。亚妮在父亲的文字面前泪流不止，“我宁愿没有《没眼人》!”没能陪伴父亲，令她伤悲不已。她找出了父亲的全部照片，要让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留下那份珍贵的感情。手稿以《女儿亚妮》为名出版，记载亚妮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闯荡故事。

　　【试读】

　　一根牵连命运的锚

　　新千年“新春老新闻茶话会”上，宁波市的“老新闻”几乎全部到场。一位老同事走到我跟前，认真地说：“你该写写亚妮。”我有点发愣，不知他此话何意。或许是由于我是宁波市记协老新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是聚会的主角?抑或亚妮也圈在“老新闻”之列?可她还没“老”到可以“写写”的地步。我当时本能地一味挥手，此事就过去了。

　　一晃六年。

　　冬日一个凌晨，出去锻炼，不慎滑倒骨折，做了钢架支撑手术。那一段时间，成了我此生与女儿亚妮相聚最多的日子。尤其当麻药过后剧痛袭来，女儿在病床前会讲各种各样她经历的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些故事又会引出她过往陆续讲过的、让我颇觉稀奇的人和事的记忆。那些人和事，大多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大多发生在崇山险壑的原住民区域，大多传奇，大多由亚妮百般艰辛地记录，在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栏目里播出。

　　我出院那天，亚妮离家。

　　她去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是她从2002年就开始跟踪拍摄的一部长纪录片的延伸。那部纪录片，讲述一支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八路军谍战服务、七十多年又口口传承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山里人称作没眼人的一群流浪盲艺人的故事;那部延伸的电影，讲述那支队伍与一个盲人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生死恩爱。为此，她要进太行山，要跟没眼人的队伍流浪一段时间，完成电影的编剧。

　　那天，那位老同事的话回来了。

　　那天，我想到我与女儿的时日不会太长。

　　那天，我决定写写女儿，写写亚妮。

　　1975年，身为“当权派”而一直接受审查的我，终于被“解放”，回到市委办公室工作。

　　地委办公室分给市委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资料室里，常在晚上接收开办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节目，电视信号是由宁波电台设在华侨饭店楼上的微波台转来的。那时，市区机关和个人拥有这种小型黑白电视机，合起来也不过十几台。正好落实政策，补了一笔钱，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给孩子们买一台看。

　　那时，电视机要凭侨汇券才能购买，也就是你得是华侨。我家隔壁住着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外甥女婿姓陈，听说后，二话不说，就把几张券塞到我手里。

　　那个夏天，亚妮十七岁。

　　那个夏天特别热。一天下午，知了不停地叫着。她妈妈满头大汗地抱回来一个纸板箱，他们兄妹四人兴奋地围过去，哥哥大叫：“电视机!”没等妹妹们张着的鲫鱼嘴喊出话来，妈妈“嘘”的一声制止了一场“张扬”，在左邻右舍中，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

　　那是台九吋黑白电视机，飞跃牌，四四方方的，和市委办公室的一样。“飞跃”一到，五斗橱中央放着的“红灯”牌收音机，就只好退居二线。

　　整个下午，兄妹四人围着电视机转个不停，亚妮不时盯着家里那架红木自鸣钟，等着夜来。

　　大院及周围住了几十户人家。晚饭后，她妈妈让哥哥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亚妮和妹妹们也忙得满头大汗，竹椅子，长板凳，能坐的都搬出来，排成几列。

　　天将黑时，邻居陆续到来。有人选好座位，两脚一架，等戏开场;有人寒暄两句一头扎在电视机旁研究“西洋镜”。后来的几家，落座前还少不了你推我让一番，她妈妈指定的座位时常无效。站的、坐的、蹲的，闹哄哄像煞农村露天电影开场。

　　她妈妈向来重礼俗，把老人请到第一排，他们兄妹四个被安排在最后，我也站在最后。人越来越多，透过黑黝黝的人头，电视机越变越小。一个阿姨把亚妮拽到前排，又被她妈一句话唤了回来。最后，她哥哥很有风度地让出自己的小板凳叫亚妮站上去，才勉强让她的小脑袋浮上来。

　　电视机一直闪着雪花点。大院里一个姓丁的中年男人，曾是电台“一号男播”，好歹与“电”有点关系，理所当然地由他摆弄这个时髦东西，旁边站着七嘴八舌的指导者。

　　几十人呆头鹅一般等了许久，当有了声音和图像的时候，节目好像已演了一半。

　　那个夜晚，尽管电视机的画面传到亚妮眼前已经模模糊糊，但几个小时里，她一直站着，小脑袋一直伸着，竟连手上驱赶蚊子的芭蕉扇也忘了扑扇。电视演完，腿上被咬得红肿一片。电视演什么，估计亚妮已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这是她第一次对那个神奇的东西有了朦胧的憧憬。我感觉，于冥冥中，一根牵连命运的锚，从时间的这一头悄然拔起。命运之锚，何时抛落另一头，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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