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作为方法的“乡愁”》

时间：2017-03-22 15:30    来源：中国青年网  

　　

      [基本信息]

　　书名：《作为方法的“乡愁”》

　　作者：梁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书号：978–7–5086–5892–6

　　定价：48.00

　　[内容简介]

　　梁鸿文学评论三部曲：《“灵光”的消逝》《外省笔记》《作为方法的“乡愁”》。

　　本书试图从语文学的角度,通过对《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进入言语的语言系统,去寻找它的起源,它背后所可能蕴含的文化心理机制,以及被我们自己和时代所遮蔽的东西。借此,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想象逻辑和当代话语暗喻结构的特点,进而考察文学以何种通道达到对它所描述的生活的展示。

　　[作者简介]

　　梁鸿，学者、作家。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出版非虚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文学作品《神圣家族》。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曾发表和出版多篇论文和专著：《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

　　[精彩试读]

　　绪论：回到语文学

　　一、重回语文学

　　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回到语文学”的重要性，“一种真正的语文学阅读是积极的，它包括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词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那么，从这种语言观看来，言词不是被动的标记和记号，谦逊地代替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相反，它们是构成现实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依据《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文学(philology)专门用来指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分析。广义的语文学有时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认为，语文学是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以语言研究为对象，但却并不是唯一重点，“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这头一项任务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的研究，到处运用它自己的方法，即考订。”语文学重点关注语言中的文学、历史、文化等信息，因此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而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则被称“自然科学”。在中国学术界，语文学时期主要指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的训诂学，着重于注释古代典籍，晚清以后才开始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很显然，在萨义德这里，“语文学”既指对“语言”进行训诂，即考证、解释语言的生成，但更多地指向对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内容进行分析，“语言是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它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政治史”，在此意义上，语言必然能够映照出一个民族历史的生成、情感的变迁、经验的积淀和政治制度的逻辑，等等。

　　在欧美的语言学发展史上，起初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传统，认为语言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自近代以来开始形成人文主义传统，关注语言(主要是语义)与文化、思维的关系。十七世纪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通过典型融合考察并展示一个民族的性格、生活方式、意趣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的，将提出一种真正的哲学问题。”通过考察语音(voix)的变化，他发现，“随着需要的增加、人事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十八世纪人文主义语言学的重要代表赫尔德提出，“语言是民族的镜子”，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和仓库，在语言中沉积一代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实质上他已经萌生了民族语言形成一种世界形象的新观点。 而《新科学》的著者维柯认为，语言产生及变迁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变迁的标志，由此，他提出话语的比喻理论，认为语言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幻象和比喻认知。

　　萨义德认为，重回语文学，就是重回人文主义，通过对语言的溯源重新回到历史生成之初，去寻找那言词背后的“历史生成”，“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

　　如果回顾萨义德的学术史，《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最后的天空之后》等著作，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语文学”和“人文主义”具有特别的含义，即从自我身份和文本所涉及的自身语言传统出发，对身处的世界、文本和文化进行交互性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学者的自我身份——对他自己而言，是“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混合状态——对学术思考的影响。这里的“人文主义”并非指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指一个学者以语文学为切入口，在对文本语言的词源学分析基础上，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到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正是以此立场，他写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东方学》和《文化和帝国主义》等论著。他把“东方”看作是“西方”的“他者”的建构， 并敏锐地发现加缪作品中所隐藏着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法国形象”，它表现在加缪对加尔及利亚土地上阿拉伯人的空缺描述中，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和没有主体性的符号存在。

　　我感兴趣的是萨义德对文学批评通向“人文主义”的独特界定：语言和自我身份。前者是通往人文主义的方法与途径，后者是论者的情感起点和理性起点。“从字面上讲，语文学就是对言词(words)的热爱，但是作为一种训练，它在所有重要文化传统——包括构成我自己成长环境的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各个阶段，都获得了一种准科学的知性和精神的声望。……所有这一切包含着赋予语言的一种细致的学术关注，认为语言在其自身之内承载着它确实可以或者实际上并未承载的知识。”对于文学批评者而言，重回语文学首先意味着重新把目光投向语言、词语和文本本身，从对语言的持续关注和追索中发现文学内部所透露出的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这不只是因为语言可以发掘历史，而是因为“构成民族的正是语言”，“语言就是一种历史文献。”重回语言和言词，意味着重新进入语言所产生的民族历史与时间之中，在对语言的探索中寻找历史。在此过程中，语言所蕴含的深远信息慢慢浮出地表，它的氛围、流转，它的对抗、妥协，它的转喻、象征，等等。探讨语言的生成过程和使用方式，也即重新回到历史源头，去寻找被遮蔽在时间深处的真相。这也是一种批判主义的学术态度。

　　对语言的探询逐渐指向自我的历史生成和现实存在。学者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固然可能会带来思维的偏狭和某些盲点，但对那些致力于思考与自身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学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否则，就无法找到思考的原点和启动点，更无法穿过迷雾一样弥散在自身周围的现象去寻找最核心的问题。鲁迅在对国民性、传统性等所有问题的思考中都是从“我”出发，首先基于对“我”的追问和怀疑，因为“我”也是这一历史构成的一部分，梁漱溟、王国维一代的学者都具有这样的自我感和历史感。萨义德究其一生思考自己与阿拉伯传统、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失去家园的阿拉伯人，一个在美国精英文化中拥有地位的人，一个伊斯兰传统中长大但却是基督教徒的人，等等，这多重身份和多重文化的矛盾既是他生存的真实状况，也是他思考世界的起点。德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并不回避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以此出发，思考二战以来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种种问题，这一出发点反而使她的认知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和穿透力。日本当代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序言中第一句话便这样说，“从我们自身的体验中去追寻，何谓20世纪的‘近代’、何谓‘亚洲’乃至‘日本’?这是我作为思想史学者的使命。” 以追究“自我形象的生成”起始，这是子安宣邦思考近代日本的生成的基本经验起点和伦理起点。

　　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里，重回语文学也许是最基本的方法，对语言的考察正是把被遮蔽的历史不断敞开并和当代不断对话的过程。

　　从本质意义上讲，文学即对语言的重新使用，它以修辞手段使语言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产生对话和歧义，“赋予文学的特性是，它邀请读者进入与言词之间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关系之强烈程度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对话”，即发现，使语言超出它固定化的含义，陌生化、复杂化、矛盾化，因为“文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表达形式都更多地解释了，对于日常生活行为中每个人都在分享、每个人都在使用的东西，此外，对于在其自身及其词汇和语法之中，极其微妙然而也可以觉察地包含着一个社会管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之统治思想的东西……”对文学语言的重新释义，也是从中发现被遮蔽的思想，发现民族历史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运行方式的过程。

　　对文学文本语言、词语的追问，可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起点，同时，也是最具乡愁性和人文主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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