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3-09 18:24 来源：华夏收藏网
《溪岸图》
徐悲鸿1937年在桂林发现并收藏了这件《溪岸图》，张大千得知后，托人转告徐，愿意用自己任何收藏与之交换。最终，张大千以金农《风雨归舟图》轴交换到了《溪岸图》。后来，他又将之带出国卖给了收藏家王季迁。1997年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华人企业家奥斯卡·唐出资500万美元从王手中购得包括《溪岸图》轴在内的12件艺术品, 珍藏后赠予大都会博物馆并进行展示。
1970年, 海外艺术史家班宗华先生曾对《溪岸图》是否董源真迹问题两次发表文章;199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詹姆士·凯希文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溪岸图》“肯定是近代的伪作,很可能是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1997年8月11日，《纽约客》杂志发表了加州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高居翰关于《溪岸图》是张大千所制造的赝品的说法。
1999年12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专门举办了一场《溪岸图》是否董源真迹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溪岸图》轴从物质状况到历史风格，以及有关证据材料，进行了详尽研讨。
以高居翰教授为代表的一方，对《溪岸图》提出了种种质疑，诸如“皴法模糊不清”，“远景的弯曲河流忽变为人行其间的小径”，并强调说：“这一伪作之所以跟张大千的一般伪作不同，是因为这“是张大千最成功的伪作。”
以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溪岸图》是一张董源早期的作品，可定为10世纪30年代末。
当时，启功先生认为，时代为北宋，接近董源;徐邦达先生认为，这是一幅北宋绘画，不能证明是董源绘画;傅熹年先生认为，双拼绢，有款幅窄，疑为后添款，北宋画非董源画，与文献记载董源的绘画特点不明显。其他中国专家大多认为，应为10世纪作品，其笔墨与传世五代作品《高士图》和《江行初雪图卷》相似，认为是张大千伪作，并没有确切明证。
无论谁对谁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978年，傅熹年先生写下了《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发表于《文物》1978年第11期，对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题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中所画建筑和人物服饰进行了考证，认为《游春图》是北宋的复制品，而非隋代绘画，也非展子虔原作。
《游春图》
此后，徐邦达、杨仁恺、陈传席等专家学者大都认同此说：关于《游春图》的鉴定，诸如款识、著录、质地、题材、画风等等，均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游春图》为展子虔真迹之说恐怕难以立足。张伯驹先生随即也在《文物》1979年第4期发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的文章，表示：“以上余简略之言，不敢断定图非隋画，或必为隋画，只对傅同志之文，表示存疑而已。”
1991年，在第4期《文物》杂志上，傅熹年发表了《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研究》的文章，对上海博物馆所藏题为赵孟頫绘《百尺梧桐轩图卷》提出质疑：“吴兴赵孟頫”款识笔法滞涩，为裁去原款所补添的伪款，但绘画精雅，当属元人之作”。
《百尺梧桐轩图卷》
21世纪以来，朱绍良先生虚心向启功、傅熹年先生请教古代书画鉴定的方法，并学习运用论文方式鉴定古代书画作品。他曾先后针对董源的《溪岸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李公麟《孝经图》卷、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巨然《溪山兰若图》轴、克利夫兰博物馆藏赵孟頫《竹石幽兰图》卷、克利夫兰博物馆藏张渥《九歌图》卷、苏轼《功甫帖》等书画作品撰写文章，提出过自己的鉴定意见。
近年来，朱绍良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古代书画鉴定研究课程时，也支持和辅导学生用论文方式学习鉴定古画，在朱先生的训练下，学生们也尝试写下了《由唐代<江帆楼阁图>看书画鉴定中“建筑断代”》、《南宋界画考析：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从高手仇英看宋元明界画特征》、《从书画本身看<十咏图>的时代特征》、《据历代<舆服志>赏<历代帝王图>之服饰》、《台北<泼墨仙人图>是真迹吗?》等数篇挑战古代名画和名鉴定家的文章。
在古今中外众多研究学者们的推动与传承下，方法不断被拓展，人才代代有后继，以文鉴定、以理服人、以据定论成为了当今古代书画鉴定必不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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