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升华平庸是作家永恒的挑战

时间：2013-11-08 21:41    来源：北京青年报  

 　　在追求销量和点击率的时代，谁来判断哪本书更有价值，是由作者自己宣讲、由媒体造势还是回归读者本位?

　　网络文学时代，写作者是否还真的热爱文学?作家应当有怎样的坚守?

　　主题：当文学遇到书

　　时间：2013年7月18日

　　地点：香港书展会议室

　　演讲人：王安忆

　　演讲人小传：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

　　开场白：

　　1988年，当我第一次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时，我感到很惊讶。这么多作家都赶往那个场子里去宣传自己的书!当时我已经感到一种对将来的不安——这么多人写书，谁来买呢?在各个出版社的小空间里都坐着作家，电视台、报纸、杂志记者轮班采访。

　　西方作者比中国内地作者要更早进入图书市场，他们非常熟练。凡是经历过世界性大书展的作者总会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在与人交谈时往往喜欢站着说话;二是演讲时很会调侃，把全场气氛搞得非常活跃;第三，非常有能力找到关键词。

　　我想，在这个时代，文字已经被那么广泛地普及，印刷变得那么便捷、快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读书，谁来判断哪本书更有价值，是由作者自己来宣讲?还是由媒体来造势?

　　我最初写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稿费千字6元。但当我看到文字变成铅字，就会觉得什么样的补偿都不重要了。

　　印刷术对于写作者意味着被认可

　　给大家讲一部名著中的片段，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很多人读过，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段。

　　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有个抚养人，是个叫克洛德的副主教。我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家，小说中只有他是被启蒙的人，所以他想问题特别多。有一天晚上，一位穿着斗篷的神秘长老通过其他神父的引见来拜访克洛德。长老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怎样保持健康?其实这个问题是说怎样使生命变得长久或是更有价值;第二个问题，想听听克洛德对星座的看法。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很具体也很悬空，其实隐逸着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关于“人”和关于“天”。

　　克洛德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可测的，生命不可测，天道更不可测。他不相信医学，也不相信占星术，只相信一件事——炼金术。他说，金子首先是物质性的，能看到能摸到，同时它散发出太阳的光泽，是形和形而上存在一体的。人也好天也好，实有或者虚有的东西它都可以解决。要掌握炼金术只有一个办法：从头来，学习阅读。而他研究了那么久，至今还是不会阅读，至多只会拼音。他刻薄地说按传统的阅读方式，像长老这个年纪已经来不及读太多东西了，因为没有文字以前是用石头、建筑来记录的。比如神庙、金字塔、教堂……若要步行去造访，时间已经不够了。而有了印刷术后就可以无穷尽地重复、复制、传播，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可以使事情、记录永远牢固地存在下去。

　　故事的后续很有意思，原来这位长老就是法国国王，被克洛德讲的印刷术征服后就请他进入了智囊团。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那时候采用铅字印刷。作为编辑，每个月都要去印刷厂的排字车间工作。有一次，一位老师傅把铅盘排好，用绳子捆起来之后，在搬运的过程中工人不小心把它散落在地上，这就要从头再来。而今天简直太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使得印刷出版比当年还要广泛、快速、容易。尤其现在流行在网络上写作，可以不通过编辑部的检查。因为编辑要改稿和退稿，我们最初写作时没有人能避免被退稿，所以当最后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变成一本印刷品时是非常激动的。

　　我最初写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刚刚在中国大陆恢复。那时候稿费是每千字6到12元，12元是老作家的稿费标准，我们这些年轻作家至多拿到6元。但当我看到文字变成铅字，会觉得什么样的补偿都不重要了。印刷术对于我们意味着一种被承认、被认可，因为只有变成铅字、印刷品，作品才有可能让读者看到。

　　法国人很奇怪，把书展放在旅游地。读者不是因为听说某位作家有名才来买书，而是至少要把书的简介读完。

　　“销售”、“点击率”比写作本身重要?

　　今天的情况真是不太相同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写作，并且在网上发布。我不上网，据说在网上发布的文字，几千万人都可以看到。相比之下，图书的传播量就极小极小了，一本书出版一万册甚至五万册已经算印得多的，而现在网上一旦发布就是无限量传播。所以我在想，对于写作者来讲，恐怕也不那么期望作品变成铅字了，因为文字有更方便的传播方式。

　　当文字在网上很容易就被发布的时候，写作会变成一种怎样的需要呢?相比于我的写作经历，我的文字能够被大家所认可，写作对于我是意味深长的，几乎改写了人生。可现在事情变得非常没有节制。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定会有人问“你对网络作家怎么看?”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非常无奈。

　　20世纪80年代大陆新时期文学兴起的时候，很幸运有一批非常健康同样也非常年轻、有生机的文学批评家。由他们来评价我们的作品，随时随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还告诉我们局限性是什么，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我们的理想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大陆的图书市场成熟起来。那个时期是由读者告诉我们作品价值何在，即买不买你的书，具体就是印量。如果印量比较好，使得出版社不至于亏本，那你基本上是个可以站住脚的作家。同时市场对写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怎么做一个职业的写作者。这个时候的反馈还比较正常。

　　然后市场进入第三个阶段时就有点可疑了，媒体介入了。一旦媒体开始影响市场的时候，反馈上来的印量也许就不那么真实了，甚至会有些误入歧途。因为媒体总是需要找那些最热闹、最吸引眼球的文字，它们不像读者那么耐心。媒体介入之前读者还是比较耐心的，可以依靠自己的感觉，慢慢读一本书然后做出评价，再决定是不是告诉朋友也去买一本。可媒体介入后情况就有些复杂了，而且媒体立刻会和出版社的推销、营销结合在一起，产生很多营销手段，听起来非常奇异。

　　2006年我到法国一个很小的书展签售时，发现法国人很奇怪，把书展放在旅游地圣马洛。读者来买书不是因为听说作家很有名，但他会耐心地把书拿起来，至少把简介看完，接下来会看头两页甚至十几页，然后才决定买还是不买。这样的读者现在已经很难碰到了，我们碰到的读者往往是奔着一本书去，因为这本书已经成为一个故事了。

　　现在有一种营销手法叫“故事”。比如罗琳，她是写《哈利·波特》出名的，成功到所有的出版商都以为这是一件不可复制、不可模仿、找不到内在规律的事情。接下来据说她和出版商约好，写七本《哈利·波特》以后，必须写一本成人的书，然后她就写了《偶发空缺》。《偶发空缺》的发行在我看来不像卖书，像变魔术。就是让那些有意买了版权然后再翻译的译者、出版社，在同一天把她的书推出来，之前不许泄露。上海也有一家出版社买了她的版权，两名译者到伦敦，在那里的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然后到某一天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奇迹发生，就像变魔术。等到那一天全球各地同时开售。最近我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她写了一本推理小说，是用化名写的，据说也非常轰动。我个人有点怀疑这又是营销上的一个故事。我说的这些事情，道听途说恐怕不是很准确。但总的来说，如今书变得“卖”比“写”还重要。

　　第四个阶段就是靠点击率。点击率会传达给作者什么信息呢?其实写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是很有隔膜、很遥远的，另一方面也有互通的地方。假定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作者，虽然从没见过我的读者，但基本上我们是互相了解的，是有些默契的。现在喜欢用“粉丝”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更像知己。现在所有的“隐蔽”都已经被拆掉了，然而我反而很怀疑，这么直接的接触我能够得到什么信息，怎么去知道读者喜欢不喜欢?

　　大陆有个作家叫池莉，她说过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即便是林妹妹写的东西，也是给宝哥哥看的。”

　　写作者心中要存在假想读者

　　当初写作的时候，作为一名写作者的心愿、欲望是很简单的，就是想被读者了解。现在忽然变成了写作者要知道读者的需求是什么。有时我在想，幸亏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出书也不太会受到出版商的为难，日子还好过。现在，我有时甚至会怀疑一个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热爱文学。当文学已经变成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以后，他是不是还真的热爱文学?

　　文学在我看来门槛比较低，因为它只需要你识字就可以写。当文学碰到书，一开始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可是慢慢就走到今天……

　　大陆有个作家叫池莉，她说过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即便是林妹妹写的东西，也是给宝哥哥看的。”(全场笑)写作者总是要有一个假想的读者，如果不存在假想的读者，你能不能写下去就是个问题。

　　但是不是要和读者如此之接近呢?我尤其惧怕那样的读者，特别热情，非要告诉我他的故事，让我务必写出来，他的故事非常之精彩。(全场笑)我会远远地躲开他，变得非常怕他。

　　当然我也碰到过一些奇遇性的事件。那一年我到布鲁塞尔，他们每两年有一个欧罗巴利亚的活动，找一个国家做主宾国，宣传他们的文化。那一年宣传的是中国文化，请中国的很多剧团、展览馆去，然后请一些作家做讲演，其中就有我。

　　有一个讲演是在书店里面举行的，那天下着雨。西欧的风景蛮灰暗的，下雨天又很冷，他们还卖票，这是我很不能想象的。所以来的人不太多，大概一二十个人坐在书店里，但是也蛮好，就像谈心一样。有一个中年男人很早就来了，他让我签一本《长恨歌》。这本《长恨歌》很旧了，他让我签个字，说等会儿会有问题问我。然后接下来是我讲演。讲演完毕，他第一个举手，其实不是提问，而是讲述了一段他的故事。

　　他请在座的人看看这本书上的印章——“布鲁塞尔比利时非法移民拘留所”。他讲了这本书的来历，从印刷上可以反映出来，他是作为非法移民被拘禁的。在那个拘禁所里有各种语言的书籍，为了让被拘禁者比较安心地度过这一段日子。其中有两本中文书，一本是《金庸传》，另外一本是《长恨歌》。大家都抢着看《金庸传》，没有人看《长恨歌》。他是完全出于无聊打开这本书。他是一个上海人，打开《长恨歌》以后一下子就觉得好像自家的一扇窗开了，眼前就是家前面的情景。他说我在里面把这本书看了两遍，大家都不理解这本书有什么好看的。然后他离开的时候要检查东西，不能把里面的东西带出去，当时检查他的人可能是知道他喜欢这本书，所以没有收走，让他带出来了。后来他还带着这本书进了法国的监狱。那天是他51岁生日，听说这本书的作者要来，所以就到这里来给自己过一个生日。我听后非常感动。(掌声)

　　电影更像是工业，写作者交出版权给他们以后基本上不要插手，就让他们做。

　　电影对于小说是另外一个空间

　　《长恨歌》出了书以后，它是唯一一部让影视剧导演感兴趣的作品。我的书很难改成电影，一般来说没人来找我。(全场笑)只是这一本书，电视剧、话剧、电影都来找我，希望能够得到版权，然后改编，我也都答应了。

　　电影是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几乎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无法介入，甚至都看不懂的一个空间。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资本。它是一个资本非常裸露的艺术，我觉得尤其是电影，它就是一个资本运作。在这个具体的资本化艺术里面，我觉得电影更像是工业，写作者把版权给他们以后基本上就不要插手，放手让他们做好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写小说的人都是对现实生活有一些不满意的，希望能够从平庸的生活里面升华出来。当你进入这个人群的时候，要让它升华是对自己永远的挑战。

　　●现场问答●

　　问：韩寒做关于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题，五道选择题只做对了两道。想问问您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学的看法。

　　王安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作家帮他的儿女写篇作文，结果得了0分。(全场笑)但我个人觉得学校里的语文教育并不负责培养作家，它和才华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教育我们要规范地写作。同时我觉得中学在进行一些学习训练的时候，还在教育学生学会怎样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兴趣，服从某些规范。中学教育非常艰苦，但没有办法，必须找一个最平均值来进行挑选。语文教育和语文考试应该分开来说，我个人觉得语文教育还是不错的。

　　问：网络文学的普及和营销方式的改变，使文学和书在短短30年间都有改变。在这种变动之下，作为精英的传统的作家，您是否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或者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改变吗?

　　王安忆：我用电脑只是抄写作品。以前我的第一遍稿写在笔记本上，第二遍抄写到格子纸上。因为当时出版社都是以格子计算字数，印刷厂也是认格子的。现在我就把手抄到格子里的工序用电脑代替了。我为什么不用电脑直接来写作呢?是因为写作这件事情不是手的劳动。一天写一千字在我来看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我说的一千字是有效的，你最后决定保存下来的。写作无论用什么来写，还是个手工活，因为它是和脑子有关系的，和人的想象力有关系的。

　　我个人怀疑像大家所预言的将来书本会消失，因为我觉得看书和看电脑不太一样。当你看书的时候，本来你看到就是个虚拟的世界，要靠想象去重建，在电脑上看更加虚无了。并且从身体的角度也不太可能，对眼睛不好，对身体不好，(全场笑)所以书籍恐怕还是需要保存下来的。

　　但有一点我也感到越来越不安，平板电脑、手机这些东西可能会改变物种。(全场笑)

　　问：在未来，您的书有没有可能首先在网上发布，接受更多读者的评判?或者随着数字化的到来，未来有没有可能您的书不被印成纸质书?如果这样，您的内心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

　　王安忆：其实我们现在无法控制我们的书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流出去。网上据说也有我的书，因为曾经有一个中央台的记者来找我，告诉我一家公司把我的书在网络上无偿发行了。这其实是无法控制的，是靠契约互相信任的。但是我也不反感，所以那个记者很失望，觉得我没有相应的愤怒。(全场笑)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参加他们的控诉。我说就当它是借阅。以前图书馆的书不都是借阅的嘛。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怀疑有谁会把那些作品完整地看下来!(本版整理/崔莹)

 

责编/张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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