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1-26 22:26 来源:网易
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专业,并于剑桥大学学习艺术史专业。修行瑜伽十年。
在美国留学时斯涅就和一群朋友定期举办读书会,这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回国之后,她依然延续了这种生活方式,与年轻的朋友一起读书讨论、思想激荡。
因一直对社会边缘群体感兴趣,从三四年前开始,斯涅就计划去监狱举办读书会,为监狱里的服刑人员“滋养心灵、开阔视野”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将自己通过读书获得的思考和感悟传递给他们。
由于监狱系统自身有着严格的规定,特别对海外留学背景十分谨慎,需要民间人士提交足够多的材料,获得充分的信任。直到2016年下半年,斯涅的希望终于成真。
得到批准,可以写些不涉密的内容。那两个下午映入眼帘飘入耳廓的信息,还有它们荡起的感受,在被彻底遗忘前,终于有个孔径可以流淌了。
到达目的地。先进南门,在一个类似传达室的房间里照相、录指纹、登记信息,把身份证留下来;再到北门,被身穿制服的警官带着经过安检、搜身,把手机、钱包这一切都留给外面的世界。
一道铁门打开。迈过去,门在身后关上。面前一道玻璃门打开。一位警官对我说了声,“欢迎到访”。
那一刻,我走进了监狱。
我被警官带着穿过大堂,沿着楼梯旁的通道,拐一个略有昏暗的转角,走到走道的尽头。那是一间会议室。走进去,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在门口站定下来。
会议室前方是一块投影屏幕和一套桌椅,后面左右两边各有三排长桌椅,每边每排挨个坐着六七个人。每个人都穿着米黄色短袖上衣和蓝色长裤,每个人都是短头发。她们背向门口坐着,我有机会看看她们的头发。她们之中,竟有一大半人的头发花白或是黑白相间。我猜她们的平均年龄该有四十多岁。离门很近的一侧,坐着十几名穿蓝色制服的女干警。
带我进屋的男警官对屋里说了句,“老师来了”。大家回过头,将目光投向我,一边开始鼓掌。我被带到投影屏幕旁,在警官的简单介绍之后,我在那套桌子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这是一次读书会,听众是三十多名服刑人员。我选择分享的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众人都知道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却不知他一生中几经起落,最惊险的一次从官府直接被捕入狱,审讯四星期、关押四个月、几近被砍头;死里逃生后,被贬四线小城、断绝经济来源,被迫扛起锄头种田为生;峰回路转,被提拔担任要职后,再次高位落马,被发配遥远的广东;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又被发配到琼州海峡之外的蛮夷之地……如果给这样的人生遭遇找两个关键词,一定会是“动荡”和“杯具”。
有趣的是,在苏东坡的故事里,与这般命运组合在一起的是极为真挚达观的天性。命运的磨砺更增加了这位才子自我反省和觉察的智慧。在狱中,面对即将杀头的结果,他倒头大睡鼾声如雷;在欠发达的黄州,平时写字作画的细腻双手扛起锄头、平时身穿官袍的身体换上农民的衣服、路上被人推搡谩骂,他暗自庆幸不为人识;在荒蛮的儋州,他食无肉、衣无布、出无车,几乎一无所有,却还美滋滋地记录自己尝试着酿酒的过程和秘方……在我看来,这样的人生态度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却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在我讲述的时候,台下听众张着眼睛看着我,不时认真地做笔记,有些频频地点头回应,像是在中小学的课堂里。
这是一群安静的听众,几乎没有其他声响,脸上也没有夸张的表情,但当我讲到苏东坡在海南贫穷到和儿子相对“吃阳光”,她们发出的感慨之声让我知道,她们没有从我的讲述中走开。中间有一次,我念诵起几句苏东坡的诗句,她们中许多人的嘴也跟着我一翕一合。
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个强大的场,“犯人”两个字带来的恐慌和距离感完全消融,她们甚至不是陌生人,更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
坐牢的人,竟会问出这样犀利的问题
分享之后是互动环节。在长桌椅最后一排靠中间的位置,一位清瘦的年长女士举起手。“很感谢黄老师的精彩讲座,”她的语气不紧不慢,音质中有股沉稳,“您分享的内容有很强的受众针对性。可否介绍一下,您选择这本书作为分享书目的原因?”
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坐牢的人,会问出这样犀利的问题。我说自己是十五年前就开始喜欢《苏东坡传》,最近经历了一些挫折和考验,又从这本书里收获了很多正能量和启发。
又有两个人同时举手。一个坐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四十岁左右,脸庞圆润饱满。她说自己非常喜欢东坡诗词,最喜欢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这是第一次了解诗人的人生经历。另一个坐在第二排的最右边,二十多岁的样子。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她们发言结束,等待新的发言的那几秒钟,大家都腼腆地低头看笔记。我看见,第二个发言的大姐轻轻用胳膊碰碰她右手边一位五十多岁银白色头发的阿姨,一边跟同伴打口型,“你说说呗”。这个阿姨,我在做分享的时候就注意到她。她长得慈眉善目,眼睛看着我的时候,不仅让我知道她在专注地聆听,还有一种被关爱着的温暖。我甚至觉得,她就像是我家里的长辈。不过,她最后还是羞涩地没有发言。
后来,一位坐在左边更年长的女性站起来。从她并不流畅的话语和搜索词汇的努力之中,能看出她的不善言辞和她心中涌动着的丰富情感。她说,很感谢今天的读书会,从苏东坡的故事里收获了很多感悟。
每一个人,无论头发是黑色、白色还是黑白交杂,对我都毕恭毕敬地称一声“老师”。我不禁暗自惭愧,在这么多长辈面前实在担当不住。不过,想到自己此刻正在做的是给被关在狱中的她们输送世间的正能量,与她们分享世界的真善美,我决定郑重地领受“老师”这个头衔,努力不辱它所承载的期望和敬重。
最后,坐在第一排的十几名服刑人员走上前来,和我还有一名警官一起合影。她们很温顺地站成一排,把我和警官拥在中间。合影完毕,一位干警说了一句,“带回吧”。大家自觉起身排队。
我微笑注视着她们,她们对我投以微笑。就这样,我和她们不带任何功利外套地相互问候。
讲座结束,警官带我参观监狱里的学习空间和兴趣空间。那些更像是给外人展示用的布置,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只是当我走进才艺室,桌上摆着一幅书法。走近一看,刚好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字俊秀柔美,让人感慨它的作者一定有着无比的细腻柔肠。
“这是我们的服刑人员写的。”警官说。
“你们这里还有些很有才艺的人啊!”这并不像我想象中的监狱。
“是啊,不只是多才多艺,这里不少是高知人士。比如刚才第一个提问你的,那是《XX》杂志的高级编辑。”
那一刻我不禁觉得,生活在自由天地中的我们和被关押在狱中的她们,相互之间,也许只有在人生某个节点上做出某个选择的距离。
迈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我脑中又浮现起那个场景——讲座散场时,几个服刑人员走过来对我说,“老师,谢谢你。下次还会再来吧?”
未来,命运将会把我带到哪里,我不知道。虽然几率微茫,但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千百次的轮回之中,有那么一次,我也被命运胁迫着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假如我不幸来到这里,假如有一个人能定期出现在我受限的活动空间,为我带来一本书、一个人的故事,让我对世界的向往、对生活的期待增加那么一点点,那将是我心中多么无与伦比的美丽。
对她的问题,我心中已有答案。
都说还会来,可几乎没有人再来过了
这是第二次来。
路上,张警官边开车边对我说,“以前我们这儿也来过不少人,都是走马灯一样,都说还会来,可几乎没有人再来过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您还会来。”我一笑。
“以后随着您对服刑人员了解得越来越多,肯定会知道她们的姓名、职业还有个人经历。这些都不能往外说。”我答应。即将近距离认识她们,同时也要接受被捂住嘴。这也是相当值得的,毕竟世间没有两全。
我随警官走进传达室,押了身份证,回到车里往北门开。
“今天还是上次的听众吗?”我问。
“基本上都是。”
“那是老朋友啦。”
“是啊。她们的文化素养都不错。这次我还给您找了一个大学教授呢。”
“啊?”我有点惊讶。“是外请的教授还是服刑人员?”
“服刑人员。”警官说。
“为什么进来呢?”
“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她倒不是因为最近的事儿被抓的,是十多年前的事儿被翻出来了。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她的导师报销有问题,她最近才被牵连了。谁能想到啊。这也是命。”警官叹了口气。
“她是那个领域的权威,刚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是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吧。每次我都开玩笑叫她老师。她特爱听人这么叫她。”
“警官和服刑人员还能这么称呼啊!”
“嗨,这不逗她嘛。管人是个很微妙的工作。”警官的话掷地有声。
我说,“其实我挺意外的。警官和犯人相处,和我以前想的不一样。”
“挺和谐的,是吧?”警官回答,“您想象的监狱不是真实的监狱。以前讲敌我矛盾,现在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警官顿了顿,“不过,您看到的和谐也不是全部。其实,关押与被关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还在,很多管束都是无形的。您可能不知道,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背景很复杂。”
“理解。”我想起上次讲座的时候,警官和服刑人员一片和谐,其实私下里警官们一定是绷紧了神经。而我的听众们,无论年轻还是年迈,都难掩对情感的压抑。看似稀松平常的环境背后,是无形的纪律和强大的管束。
我知道,很多双耳朵饥渴地捕捉着扩散在空气中的音频信号
进了大院子,我们径直走向一楼最里面,还是上次那间会议室。屋里听众们已经就位,就等我们了。这一次,她们不像上次那么整齐拘束,自由活动的,小声交流的人都有。我从屋后走到前面,还能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
警官这次的开场也很简短:“今天咱们再次请到了黄老师来带咱们读书。黄老师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吧?大家想不想听黄老师讲座?”台下稀稀拉拉有人说,“想”。大多数人则是露出腼腆的笑意,点点头。
我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在前面的桌子上坐下来。一个20出头、梳着平头、说话像男孩子一样利落的女孩走上前来帮我调试电脑。她也穿着服刑人员的衣服。
面对三四十名服刑人员和大约十名警官,我的分享开始了。
这次分享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范海涛,2009年因写作《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而备受赞誉,2016年出版了新作《就要一场绚丽突围——三十岁后去留学》。
我给我的听众们讲述海涛成为最佳商业传记作者后急流勇退,三十岁出国留学,独面异国环境,坎坷跌撞,重新适应和成长的故事,分享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见闻,介绍口述历史这个专业,也讲述自己为长者记录人生故事的故事。
当我讲到李开复和“9·11”时,台下的听众以她们内敛而又好奇的目光回应着我。讲到人在陌生环境中的孤单无助和恐惧绝望,讲到我有时会出于对年龄的顾虑而放弃某些选择时,不少人默默地点头。我朗读海涛书中“9·11”受难者的故事、毒贩的故事、艾滋病亲历者的故事,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我知道,很多双耳朵饥渴地捕捉着扩散在空气中的音频信号。我讲到美国一些人很肥胖,坐在两把椅子上,却看不见椅子,她们发出阵阵笑声。
一个小时的分享之后,警官走上来。“有没有人想发言的?”一只手举起来。“老师,您能把刚才送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重复一遍吗?”我又念了一遍:“没有什么,比一个饱满的灵魂、一颗敏锐的心更加重要。”很多人在本子上做着记录。
“还有没有人?”警官问。大家纷纷低下头,陷入沉默。大概3秒钟后,警官说,“如果没有问题,就带回吧。”
大家再次鼓起了掌。我起身鞠躬回礼,也不禁感慨,“其实我今天来,特别期待和大家交流,希望聆听你们的想法。大家不说话,我觉得自己好像白来了一样。”不少人腼腆地笑笑。
我竟完全没把她们当作有巨大伤疤的人
我和警官看她们一组组从后门离去。最后,屋里还剩十名左右服刑人员。警官问:“你们监区的警官呢?”一个人回答:“还没过来。”
就在这等待的一小会儿,一个服刑人员对我说,“黄老师,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认出她。她上次坐在第一排。
“谢谢。您今天没有发言呀。我还记得上次您的发言呢。”我说。
“今天的内容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只谈对别人的感受,这次是关于个人经历。”
的确,在讲座中,我鼓励她们观察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经历,让个人历史成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也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审视自己比评判别人要艰难得多。
身后传来一个爽脆的声音,“像咱们今天的内容,还是有点私密”。是负责调试设备的小姑娘。她一边把电脑线插上一边说,“如果人数少一点,十来个人,大家就愿意说了。而且今天这样桌椅一排排的,也不太适合分享”。她说的一点没错。如果想要营造出适合分享的氛围,围坐成圆圈是最合适的。
一位上次举手提问过的清瘦女士说:“黄老师这次比上次更放松了。”
“谢谢。”我向她笑笑。当我问大家是否听说过海涛时,只有她举起了手。我想起她以前曾是杂志编辑,她们应该做过同行吧。
会议室的门开了,她们和我道别,跟随警官离开。
走出门,张警官对我说,“黄老师,您今天讲的话题很有意义,不过,她们肯定不愿意交流,因为涉及难以启齿的回忆。”我像是被点醒了一样。我想起自己分享给她们的练习:写出一个你从未告诉别人的秘密;写出从你出生开始,每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在我看来,在浩瀚的人类历史中,她们和警官们,和我,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经历都是普世真理的一种呈现。但我如此轻描淡写的语句,究竟给她们小心愈合的伤口带去了怎样的伤痛?她们大多数是经济犯,在来到这里以前,一定有过相当的成就和地位。也许对她们来说,回忆激起的尘埃只会让人陷入深深的悔恨吧?
我惊讶于自己的无知鲁莽——我竟完全没把她们当作有巨大伤疤的人。或者说,我是故意无视她们的伤口,主动伸手触碰的。也许,我在心中期许着她们能直面伤痛,更释然地接纳不完美、犯过错的自己?也许,就像《野子》把无拘束的风吹进我的心里一样,我也希望能在这被强烈管制的环境里,为她们带来一阵吹拂本心的风?
走出大门的时候,又一次被搜身。一个男警官对负责搜身的女警官说:“给她搜得仔细点儿啊,好不容易碰上个美女。”我对他嘻嘻一笑,心里说,您还会再碰到我呢!
图片制作/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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