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11-19 22:15 来源:新京报
新一轮创业浪潮和前三次不一样,它有复合性。至少有四大主体:一是金融危机催发海归潮推动创业。二是精英离职引发创业浪潮,现在不仅有官员下海,也有大量的科技人员下海。有很多人离开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创业,成立新的公司,形成一种“裂变”。三是返乡农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创业浪潮。四是官方大力推进大学生的创业。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长期跟踪调研民营经济。
辜胜阻表示,当前,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态度也逐渐由“监管者”转变到“服务者”,这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时代的开端。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简政放权、金融改革等改革红利逐渐呈现,新一轮创业浪潮正在形成,民营经济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今年以来,企业的数量井喷式地增长,简政放权已经释放出改革的红利。
□新京报记者 苏曼丽
中国经济正面临四大阵痛
新京报:近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数据并不理想,很多人对此表示担忧。你对当前宏观经济怎么看?
辜胜阻: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正面临着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楼市去泡沫化、环境去污染化“四大阵痛”,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三大引擎”同时减速,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两面性”特点,一方面呈现出“缓中趋稳”的积极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新常态”的?新在哪儿?
辜胜阻:我认为“新常态”应该至少有三个标志。
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化,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今年一至三季度GDP平均增长7.4%,而三季度是7.3%,经济增长速度进入7时代,相较于过去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而言,速度放缓,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变速是可接受的。
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变化,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牺牲环境和消耗资源的老路已经不可持续。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
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以工业为主导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导。过去,我国工业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工业占GDP比重持续高于服务业的比重。现在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13年服务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工业。
简政放权推动创业潮
新京报:虽然宏观形势不乐观,但今年的就业形势比较好,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经济增速放缓为何就业会出现惊喜?
辜胜阻:现在我国正面临就业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农民工严重的用工荒,从季节性向常态化发展,在地域上也呈现普遍化现象。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严重,但是今年前三季度的就业数据呈现较好态势。
有一种解释认为,因为创业可以对冲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影响。
当前,政府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减少创业的障碍,推动了新一轮创业浪潮,大量的创业带动了更大规模的就业。
今年以来,企业的数量井喷式地增长,简政放权已经释放出改革的红利。今年注册民营企业增长是60%,去年是30%,这是前所未有的数字。上海一个调查显示,青年人创业热情增长25%。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同时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消费热点和新的增长点,像物流、信息消费、旅游服务、养老服务等正在培育,能够有效对冲传统制造业用工的减少,对带动就业也起到积极作用。
新京报: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去创业,仿佛出现了一波创业潮。
辜胜阻:是的,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创业浪潮。
第一次是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包括科研部门的科研人员和政府部门的行政精英。第三次是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大量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为特征的“海归”创业。
而新一轮创业浪潮和前三次不一样,它有复合性。至少有四大主体:一是金融危机催发海归潮推动创业。二是精英离职引发创业浪潮,现在不仅有官员下海,也有大量的科技人员下海。有很多人离开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创业,成立新的公司,形成一种“裂变”。三是返乡农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创业浪潮。四是官方大力推进大学生的创业。
新京报: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创业浪潮?是不是改革的成果?
辜胜阻:新一轮创业浪潮有四大动力。
第一是简政放权推动新一轮草根创业浪潮。李克强总理表示,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这些有利政策减少了创业的障碍,掀起草根创业的浪潮。简政放权已经释放改革的红利,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正在形成。
第二是互联网技术引领新一轮的互联网创业浪潮。特别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一个小微企业通过15年的创业,最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商之一,这对创业浪潮的影响非常大。
第三是高新区或者叫科技园区,像中关村,作为载体,正在引领聚合创业潮。中关村有一个创业大街,我觉得这个创业大街同硅谷的沙丘路相似。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拥有诸多咖啡馆式的孵化器,有多样化的创业服务机构,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创业人才培养基地,是企业的加速器。
第四是前一段时间IPO暂停导致并购热推力,刺激了“职业创业人”崛起。推力IPO停了以后,我们的VC/PE可以通过并购完成退出,一些创新型的企业未必要通过上市来退出,也不一定能发展到上市的水平,同时一些大公司也具有并购的需求。以阿里巴巴为例,现在阿里巴巴通过并购来完善它的产业链。并且,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并购退出比IPO更快,成本更小,这些因素使得并购市场非常火爆。
民营经济遭遇六种不平等待遇
新京报:在这一轮改革中,民营经济被寄予厚望,今年我们看到民营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都已经破题,你觉得“玻璃门”、“弹簧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辜胜阻:当前,民营企业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放开,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态度也逐渐由“监管者”转变到“服务者”,这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时代的开端。民营企业逐渐进入电力、水利设施、铁路、港口、卫生、医疗,城市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打破“玻璃门”方面颇有成效。
但在现阶段,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仍有一些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有六种表现。
一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国企获得稀缺资源既便宜又容易,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讯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等等。
二是资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国企产出大约占1/3,但一些年份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民企与国企在资金使用上极不平等。
三是一些企业在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一段时间以来,两家利润最好的国企利润之和超过民企五百强的利润总和。
四是在竞争性行业,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也造成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
五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建了很多“融资平台”,又建了很多新的国企,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
六是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保护离“同等保护”的目标要求还有距离。
新京报:新的机遇期,你建议民营企业自身应该如何调整应对?
辜胜阻: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要六变:变新,提升创新能力;变快,提高周转效率;变优,优化组织管理;变精,聚焦精品、精细;变长,延伸产业链;变绿,创造环保价值。企业的转型要靠人的转型,要通过学习和制度创新,改变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同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必须抓住六大市场机遇,即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
同题问答
最关注城镇化改革
Q:201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超出了你的预期?
A:总体而言,201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呈现出缓中趋稳的态势,在我的预期之中。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我最关注的是城镇化改革和市场化取向的所有制改革。
Q:你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在2015年的发展有怎样的预测?
A:从宏观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左右。
Q:如何看待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它是否冲击到了你的行业、公司或生活?
A:移动互联网对居民生活观念、消费习惯、企业的营销模式等各方面都将产生一定冲击,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做企业一定要有互联网思维,将冲击转化为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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