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新立：农地改革的城镇化视角

时间：2013-12-24 10:29    来源：新华网  

　　《决定》为农民工在城里扎根提供了三个条件。第一是耕地转包。农民将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出去，别人搞规模化经营，效率高，又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然后农民到城市打工，工资加上土地转包费，就容易跨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了。

　　第二是出让宅基地。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一共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万，宅基地却占17万，农村一个人的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这么大的资源一直没发挥作用，三中全会把这个金库打开了。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满足城市化需求，城市房价亦自然下降。

　　第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过去农村建设用地是先征地变成国有，搞一级开发，再进行招拍挂，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无论是集体收入，还是分给老百姓，都是一个大红包。

　　此外，我国有3~4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村，父母离开他们去城市打工，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很多创伤，如果农村的宅基地可以卖掉，他们在城里有了房子，把孩子接到城里，让他们全家团聚，这是一件大善事。我们各项政策应推动这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但农民工进城至今各方认识仍不一致。不赞成改革的一方担心，“万一进城农民失业了怎么办，他们也不能重新回到农村，会不会沦为印度、巴西等国城市中的贫民，成为城市解决不了的问题”。

　　郑新立：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中国的农业和美国加州的农业相差不止100年，中国过去在理论上、政策上，长期鼓励让农民躺在自然经济、小规模经营的温床上，还要维护农户在农村的经营主体地位，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种6.4亩地，永远难富起来。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会倒转，第一代农民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会更大，在城市上大学，至少读个中专、技校，竞争力会超过第一代，他们不会再回农村了。农村2.8亿的劳动力，只需要留下8000万种地便绰绰有余，其余2亿农民可以进城。尽管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已趋于饱和，但服务业容量还很大。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能做什么?就是搞服务业。不用再纠结农民工失业问题了，因为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调查，目前农民工失业率只有6%，但大学生失业率已经到30%了。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重庆地票”的农村土地改革模式会不会更普遍被推广?

　　郑新立：我和黄奇帆在一个起草小组。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搞了四年多，它是把重庆郊区分散的、零星的建设用地，包括原来农村的板砖厂、窑厂、村镇企业、宅基地等进行土地复垦，这些新增的耕地经国土部门丈量后，发地票给农民，农民拿地票去市场交易，需要建设用地的投资者也到这个市场去买地，然后由城市规划部门统一调节规划使用。

　　重庆如此试验了四年，产生了四个效果。第一是卖地的收入一共200多亿，农村集体拿了15%，农民个人拿了85%，有近二百亿卖地的钱装到了农民口袋里;第二是重庆市不缺建设用地，所有到重庆投资的企业都能实现项目落地;第三是四年时间内，这些零星的建设用地，不仅满足了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还新增了7多万亩耕地;第四是形成了一个土地交易价格，20万元一亩，银行以每亩20万的抵押向农民提供贷款，一共贷给了农民70多亿，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这些经验对其他省份是否有借鉴意义?

　　郑新立：比如河北省。河北省与北京市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但是河北省没建设用地。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跟我说，河北很想接收过来，但是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我建议他去把重庆建设经验学过来，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生态文明体制首次破题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全会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你看来，这些部署和以前有哪些不一样?

　　郑新立：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元一体化的五个体制里面，其他四个体制中央都专门开过会，做过决定和部署，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对生态文明体制系统地做了阐述和部署，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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