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商人追逐政治资本的心理依据与实用动机

时间：2013-11-12 09:59    来源：中商联播网  

 　　

         商务财经网讯：多少年之后，当人们重新翻看历史，看到“两会”期间中国富豪阶层鱼贯走进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的一幅幅照片时定会发现，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富豪们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中留给相机的一个个经典瞬间无不折射着这个转型国度的一个重要命题——重构政商关系。

　　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富豪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商人阶层内部依然存在着对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政治身份的广泛追逐，对于走进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的无限憧憬。这样的追逐与向往在有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惯性，在这样的追逐与向往中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历经几千年历史峥嵘从未真正褪色的“老大中国”最为底层的肌体。

　　传统中国所留下的畸形的政商关系、今日中国法制不健全所带来的财富不安全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构成了当代中国企业家追逐政治资本的心理依据与实用动机。

　　以中国研究享誉全世界的“中国通”费正清在遍阅中国史籍之后曾发出振聋发聩的疑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一针见血，直指中国政商关系问题的核心，千年中国历史从未孕育成西方意义上的“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商人真正的困境，中国商人不能不畏惧、谄媚、逢迎权力的命运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汉武帝打击富户、颁布“告缗令”时基本定型，延续了两千多年。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中指出：中国商人的勤劳坚韧、对市场的敏感、气魄的浩大，不亚于犹太人，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却大多落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悲剧，其根源在于历代王朝无法建立并维护公平交易制度。此外，由于商业资本先天具有的活跃性与流动性无法和帝制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吻合，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如临大敌”的态度处理和商人阶层的关系：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阶层要想生存只能栖身于包裹寰宇的权贵之下，恍恍不可终日，依靠与权力结盟获取的财富具有先天性的瑕疵，此瑕疵又唯有依靠权力庇护才能得以保全。百余年前，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百余年后，尽管历史的表象早已沧海桑田，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诸多身份依然可以在中国商人心头敲响历史的回音……

　　中国地产富豪冯仑曾以其一贯的幽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人的普遍命运，“过去20年中国商人寿命都非常短，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两院院士’，不是去医院就是去法院”。

　　冯仑的诙谐中透着伤感与苍凉。如果说，历史上扭曲的官商关系构成了今日中国商人热衷于政治资本的历史底色的话，那么，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现实、转型国度特有的法制不健全则为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带来了明确可感的财富不安全感，由此，获得某种政治身份从而增加哪怕是“象征”层面的保障都成为企业家看重政治资本行为的实际动机。

　　改革开放本就起因于十年浩劫之后国民经济濒临于崩溃的极端现实所产生的政治缝隙，中国商人们的萌芽、发育与茁壮从未置身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法律秩序中，而是以一种草莽的形态，野蛮生长于转型国度特有的灰色空间，其间夹杂的暧昧构成了今日中国商人心头潜在的焦虑的根源，有媒体称之为中国商人阶层的“原罪”，也构成了今日企业家用一生心血开创事业的潜在隐患。

　　吴晓波曾撰文如此谈论中国商人的“原罪”：“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中国企业改革的‘自下而上’‘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变革往往会落后于企业的实践，这造成了企业家不得不养成了‘绕道前行’的职业习惯，这也最终成为原罪孳生的缘由之一。”

　　从年广久到牟其中，从顾雏军到黄光裕，莫不如此。“原罪”在前，走进人民大会堂，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对于中国商人就具有了难以抗拒的召唤力。

 

来源：中商联播网

█请返回商务财经网新闻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