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清泰：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型经济探路者

时间：2015-12-08 22:2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以及出口拉动，这种模式让我国经济完成了经济的追赶。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体制和机制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由投资驱动增长转为创新驱动增长。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源头创新百人会

　　探路者22.78-0.77-3.27%联合主席陈清泰认为，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是截然不同的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是要改变发展的体制环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创造性破坏”，并创造机制对冲其风险。向创新驱动转变中，要注重确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本报记者 卜凡 深圳报道

　　导读

　　高效生产力的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的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此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要消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建立兴的顺利、退的顺利的生态。

　　中国当下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必须要闯过的坎。如何看待这种动力转换，营造适合创新驱动的条件，在日前深圳召开的“国际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源头创新百人会联合主席陈清泰。

　　他认为，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是截然不同的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是要改变发展的体制环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创造性破坏”，并创造机制对冲其风险。有过多年大型国企管理经验的陈清泰认为，向创新驱动转变中，要注重确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他还指出，GDP是创新的滞后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在五年、十年之后才能变现为GDP，所以不应只关注GDP这样一个结果指标，更应该关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变量，比如制度、环境的改善，研发投入、创新人才的聚集和变化等。因此新常态的增长前景最直接的观察窗口和政策的着力点就是经济增长支柱的转换和发展前景。

　　从追赶型经济到创新型经济

　　《21世纪》：您如何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

　　陈清泰：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以及出口拉动，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力密集型项目向境外转移是当前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

　　此时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育能发挥引领作用的高增长部门，那么很难想像被巨大衰退产业稀释后的整体增长速度还能够保持中高速水平。

　　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和机制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

　　《21世纪》：这种转换具体而言是怎样的?

　　陈清泰：过去三十年我们经历的是经济追赶期，主要任务是构筑工业化的基础和保障基本民生需求。这其实是重复以往工业化国家经历过的过程，有现成的模版可以模仿，同质化的需求可以预测，所需要的是成熟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而且这些产业规模效应又特别明显，这些特点使得我们的政府主导依托国企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也因此较快的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但这中间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的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找不到了方向。结果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虚拟经济。

　　《21世纪》：那我们今天强调的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是什么?

　　陈清泰：我认为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准确预知未来，它不是政府规划审批所应该涉及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的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和怎么做。

　　其次，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它还能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试错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华为、苹果，但是应该承认更多的创新以失败告终。但是市场的强激励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企业甘愿冒失败的风险。

　　还有，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因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新进入者。

　　创新也意味着创造性破坏。革命性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会引发新旧替代，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规制和游戏规则。

　　由此看出，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要创造更加适应创新发展的环境，核心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21世纪》：应该如何应对“创造性破坏”带来的不良影响?

　　陈清泰：如果我们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扩张性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向可持续增长转变，那么“创造性破坏”就不可避免。因为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它依托于技术进步、不断创造高效率的部门，并使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动态的流向这些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搞效生产力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的企业取代低效的企业，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在不断取代低效率就业岗位，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如果说扩张阶段的经济增长就是各个企业增加值总和的话，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用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和关闭之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它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并加快淘汰落后的企业。正是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地取代旧的创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例如苹果移动终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导致诺基亚、爱立信这些巨头公司从皇冠上坠落，但是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移动互联信息革命。

　　因此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和扩张，同时要为那些曾经辉煌但已经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目的就使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所占有的有效资源要流向更高的效率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在上升之中。

　　因此高效生产力的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的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此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要消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建立兴的顺利、退的顺利的生态。

　　确立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21世纪》：在创新驱动中，我们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机制有哪些需要向创新驱动转变的?

　　陈清泰：应该说，我们在发展传统产业的过程中生产了“大企业崇拜症”。多年来，结构调整的目标往往是“压小让大”。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立起来、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起来的理念和做法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更重要的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

　　《21世纪》：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如何理解中小企业的角色?

　　陈清泰：其实中小企业才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他们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在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方面大企业有强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能否成为实现产业升级却取决于能不能持续的获得新的技术要素供给。而中小企业决策机制灵活，他们承担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和决策，并为大公司的技术集成提供重要的技术要素。据欧盟的统计，中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两倍，美国有关数据也显示，全国发明专利的65%、新产品开发的80%来自于中小企业。

　　《21世纪》：这其中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如何定位?

　　陈清泰：产品和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由大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链的升级，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实现技术突破、提供技术来源，以新技术重整原有产品的主体。技术创新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是高风险的试错过程，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存活五年的不到一半，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和死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技术铺垫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其保持着联系，这就使他们可以较方便的获取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比任何的大企业都有更强的动力去将知识创新的意识转化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甚至有一些创业者就是为使某项科技成果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而下海的，知识创新与产业化之间的空间就是这些科技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的天地。

　　总之，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效率最高的一群，中小企业对市场更加敏感，他们没有资产存量的拖累，从事的专业集中、目标集中、力量集中，容易在特定领域实现突破。他们的激励机制强、管理层次简单、决策灵活、研发成本低，这一切使中小企业可以以较小的投入产出较多的后果。创新驱动发展时期，应该确立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实际上，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很多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融资支持，例如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议程公司(音)，台湾省的中小企业开发公司等，这类有政府背景、按市场化运营的创业运作基金都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创业创新的资本供给。

　　《21世纪》：除了政府政策扶持外，支持创新是否更有赖于发达的风险投资?

　　陈清泰：是的。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的流入。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融资生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创新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判断我国正进入创新发展的井喷阶段。创业创新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更加依赖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所以政府需要因势利导鼓励偏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的发展。

　　此外，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可以弥补银行信贷的失灵，更加不可忽视、不能替代的他们专业化的筛选能力，以及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的辅导和服务和引领作用。

　　实践证明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对创新前景的认定不是政府之所长，例如美国的谷歌、苹果，中国的小米、阿里等等，这些最具活力的创新型企业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在它们的身后都有风险投资的身影，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发育和培育了这些企业和它们所在的产业。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资本的配置和监管，以及包括股权在内的激励机制，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转型就是资本配置的转型，资本配置转型的进展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

　　《21世纪》：资本市场是否也需要相应改革?

　　陈清泰：应该说，近年我国创业板的开启、新三板的推出使创业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创新型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体系相比，我国还有很大改进和发展的空间。

　　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针对创新创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量身定制融资工具，形成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机制。新技术创业企业都进入主板和创业板是不太可能的。要开通和完善三板和四板市场，支持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和分流的需要。

　　技术的生产重要、技术的流通同样重要，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产品和产业化，更不可能每个企业都发展成大企业，但是创新的技术发展到每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它的价值，要建立完善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联通企业都可以通过市场而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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