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副总裁朱民：G20应聚焦全球金融架构

时间：2016-02-21 23:41    来源：一财网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全球股市可谓“哀鸿遍野”，避险资产价格大涨。其实自去年以来，全球频繁、短促、传播极快的巨幅金融市场波动就令人印象深刻，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测算，去年美股(标普500指数)的波动创下1929年来的最高值，而这可能就是2016年全球市场的“新常态”。

　　在不久前闭幕的2016年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如何应对这种“新常态”也成为了被热议的话题。IMF副总裁朱民在论坛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除了美股之外，日元对美元创下上世纪70年代美元对黄金脱钩以来的最高波动，风险指数VIX的波幅接近于2008年危机时期的水平，“这都是去年我们记录到的一系列大幅波动，今年预计还会继续。”

　　究其原因，朱民指出，“今年引发市场波动的大背景是，在利率水平上升时，经济增长水平并没有跟上，从而反映为估值相应下降，这也引发了全球市场的一系列调整。”他表示，在过去几年宽松政策的支持下，市场发展飞快，所以当前处于调整过程，因此如有意外事件发生，就很容易导致调整幅度加大，通过全球化的链接把波动迅速传播到全球。

　　此外，随着央行此前发布包括13种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观察人民币汇率主要看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进入1月以来人民币的较大幅贬值引发了全球恐慌。对此，朱民也表示，“不可触摸的金融信心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全球对于中国的调整过度反应，但如果中国加强与全球的沟通，说明中国未来的方向，这就可以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波动。”央行通过一定的干预来维持宏观金融稳定，这是宏观审慎的一方面。同时，朱民认为，中国央行的新汇改是关键且正确的一步。

　　谈及中国主办的2016年G20峰会，朱民表示，中国政府提出重新考虑全球金融体系架构的概念，由此恢复了曾经建立又被暂停的全球金融架构工作小组。这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全球如何管理资本流动，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建设，这非常符合当前全球宏观金融波动加大的现实，有望得到G20多数国家的支持。

　　高频波动或为全球“新常态”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全球市场经历了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从去年甚至更早前就开始了，但近期越发频繁和剧烈。这会否成为未来的新常态?

　　朱民：市场出现大幅、频繁的波动会成为2016年的新常态，或是最重要的特征。IMF监测到，去年全球市场波动幅度创下历史纪录。

　　一般而言，我们在衡量市场日常波动时，用相对于100天移动平均值的金融市场单日波动标准差来衡量 (one day variation per standard deviation against 100 days moving average)。去年美股市场出现了偏离100日均线5个标准差的移动，这是美股自1932年以来最大的波动，因为一般而言2个就很大了;日元则对美元出现了8个标准差的移动，这是上世纪70年代美元对黄金脱钩以来的最高波动;高收益率债券市场出现了5个标准差的移动;风险指数VIX出现4个标准差的波动，接近于2008年危机时期的水平。这都是去年我们记录到的一系列大幅波动，今年预计还会继续。

　　日报：产生上述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民：这里主要有几大原因。首先，全球经济的关系越发紧密，溢出效应越来越强，任何地方的小波动都会引发全球波动，这是今天市场与10~15年前的不同点;第二，全球债务超级周期进入调整期，去年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为零，整个资本市场处于下行轨道，市场脆弱性突出。在过去几年宽松政策的支持下，市场发展飞快，所以当前处于调整过程;第三，基于上一点，当前如果有意外事件发生，就很容易导致调整幅度加大，通过全球化的链接把波动迅速传播到全球。

　　今年引发市场波动的大背景是，在利率水平上升时，经济增长水平并没有跟上，反映为估值相应下降，这也引发了全球市场一系列的调整。

　　日报：这是否暗示着，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应该更加缓慢?

　　朱民：美联储加息应该更加谨慎。加息主要看劳动力市场和通胀，前者非常强劲，但核心通胀为1.3%，广义通胀仍接近0，美国整体经济增长2.5%~2.6%，因此美联储仍有推迟加息的空间，且美联储应该更加谨慎。但市场的解读是，加息周期已经开始，这是不可逆的，而且IMF也几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表明经济增速并没有那么强。

　　日报：IMF最新预计，2016年全球增速为3.4%，好于2015年，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两年增长后会有起色?

　　朱民：但这一预测是基于全球没有重大的冲击出现，且各国能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结构改革。结构改革不易，但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就逐步从衰退中恢复。因此如果没有很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速可能还会继续下行。

　　日报：中国可能是在问题的前端。例如，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供给侧的动力并不强劲，加之中国的债务问题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加大了全球市场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朱民：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全球金融市场调整、经济增速温和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如加快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的力度，降低企业债务，加速去杠杆化，因为中国不能再依赖外部经济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必须认清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二，中国需要考虑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必然也会外溢到中国，尽管中国市场仍相对隔离，但是信心和信息的传递十分紧密，足以造成冲击。因此中国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更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日报：在你看来，是全球影响中国更甚，还是中国影响全球更大?

　　朱民：首先是全球影响中国。如美联储加息，欧洲和日本央行持续宽松，全球央行政策的变化会引起资本流动的变化，这会导致美元流动发生波动。这当然也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仍持有大量美元债务。

　　日报：国外一些观察家近期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中国的溢出效应又有多大?

　　朱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此前做过不少研究，如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对贸易国或产业链都会产生相应影响。

　　日报：此前，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基于宏观经济，但去年至今则更多体现在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朱民：的确如此。经IMF测算，如果中国总体增长不变，但增加1个百分点的消费，减小1个百分点的投资，这还是对全球有负面影响。因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弹性仍较高。此外，由于不可触摸的金融的信心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但这是可以减低的。全球对于中国的调整产生过度反应，但如果中国加强与全球的沟通，说明未来方向，这就可以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波动。

　　央行应加强人民币汇率机制沟通

　　日报：沟通对人民币汇率而言也至关重要。近期全球市场对人民币走向产生了一定恐慌。

　　朱民：人民币汇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盯住美元转而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基于市场机制而定，但仍然有管理。而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市场尚未理解这一新的机制，仍以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思维来看待汇率变化，这是不正确的。

　　其实，央行做了两步变化。第一步是“8·11汇改”，引导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更趋市场化;第二步是央行在去年12月让人民币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当然央行仍会介入管理，央行也需要将当前的汇率机制清晰地同市场沟通，这与8月汇改又有了重大区别。在IMF看来，中国央行的最新举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日报：中国央行引入了新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但人民币究竟要如何参照一篮子货币?是否应该像此前那样设定波动区间(此前人民币/美元汇率能在人民币中间价上下2%的区间内波动)?

　　朱民：IMF和中国央行讨论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是大原则。至于人民币要在什么位置上盯住，这是央行的权责范围，此前央行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IMF认为央行做了合适的选择，这也完全是央行的政策。

　　日报：但是人民币已经进入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因此是否需要将人民币维持在合理的水平?此外，此前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进一步扩大，IMF对于人民币的管理有何要求?

　　朱民：这是两个概念。SDR并没有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要求。至于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水平的差异，这一事态需要关注，IMF正在收集有关资料，也在和中国央行进行积极沟通。

　　日报：全球都期待与中国进行更为清晰的沟通，在这一方面，IMF给予中国何种建议?

　　朱民：去年8月汇改后，易纲副行长的发布会就是明确沟通的极佳例证，我们也随即向央行就沟通问题进行了密切磋商。近期，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指出，人民币汇率水平向一篮子货币挂钩，这也是很好的沟通。当然，市场会有不同的反映和解读，这同样要求央行针对主要的不同解读做出回应。

　　日报：在调整过程中，其实中国央行面临困境。如果央行希望人民币汇率在一定区间内保持稳定，这就需要适度干预，但这可能会引发国际市场的投机行为。如果这种博弈真的存在，中国就可能消耗大量外汇储备，IMF认为中国央行应该如何应对?

　　朱民：从全世界的案例来看，存在两方面情况：第一，整体资本流动越来越大，即外部冲击对于汇率形成的冲击越来越大，因此央行通过一定的干预来维持宏观金融稳定，这是宏观审慎的一方面，也成为了国际共识;第二，在SDR的框架下，IMF并没有特别讨论这方面问题。IMF认为，中国央行正在将人民币向一篮子货币挂钩，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是正确的方向。

　　日报：IMF会否担心中国外汇储备消耗速度过快?

　　朱民：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央行也有丰富经验。从全世界的案例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总体而言，IMF认为央行有能力管理。

　　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日报：去年中国A股市场的波动使得大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再度凸显，市场对于如“一行三会”合并等变化也有所预期。在全球宏观审慎的大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方向?

　　朱民：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都加大了监管，扩大了央行的职能，提出了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将央行和日常监管分成了两个层面，央行负责监管宏观金融审慎风险，具体监管者负责微观的操作风险、经营风险等，但具体分化很多，有瑞士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等。尽管具体方法存在差异，但共同的原则都是加强宏观金融审慎政策。

　　日报：中国是2016年G20的主办国。IMF对此有何期许?

　　朱民：IMF支持中国主办G20，IMF也始终扮演G20技术秘书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观政策支持，我们也正积极参与中国主办G20的工作。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要重新考虑全球金融体系架构的概念，由此恢复了曾经建立又被暂停的全球金融架构工作小组。这涉及很多方面，即全球如何管理资本流动，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建设，此事在韩国G20时就被提出，但始终没有推进。而中国此时重新提出该问题，非常符合当前全球宏观金融波动加大的现实，有望得到G20多数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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