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

时间：2016-04-16 23:4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专访IMF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 中国金融风险可控 扩大SDR使用IMF与 中国方向一致

　　一边是所有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全球亮点，一边是债务风险可观的国际挑战，在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中国可谓赚足了眼球。

　　在春季年会开始的首日，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各上调0.2个百分点至6.5%和6.2%。就2016年而言，中国是唯独一个被上调增长预期的国家。而IMF其后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则认为，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贷款接近1.3万亿美元。这些贷款可能转化为约占GDP近7%的潜在银行损失。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IMF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表示，基金组织肯定中国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同时也在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债务和银行风险方面做出了警示。

　　“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这是IMF报告所释放的积极信息。”金中夏表示。

　　“促增长”为重中之重

　　《21世纪》：根据报告，基金组织自去年10月以来一再下调对2016年全球增长的预测，累计已达0.4个百分点，针对目前全球性的增长乏力，本次春季年会有什么良方?

　　金中夏：即将在周末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IMFC)春季会议将讨论全球经济与金融前景以及政策挑战，并将对基金组织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规划。

　　全球经济最核心的问题首先就是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危机后迟迟未能复苏，支撑全球增长的新兴市场也因内部结构调整以及外部融资收紧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出现了增长下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以及全球增长前景不佳，通缩和债务风险突出，全球金融市场信心不稳，资本流动和汇率都出现大幅波动，加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

　　为此，基金组织呼吁各方都将促增长作为重中之重，采取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政策的全面行动，采取有利于增长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特别强调切实推进结构改革是恢复增长并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的关键，同时加强投资、改革劳动力市场、开放产品市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改进财政管理、优化公共投资，完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值得注意的是，基金组织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予以了肯定和支持，并强调当前的结构调整虽然短期内使增长放缓，但有利于中长期内更加平衡、更可持续的增长，有利于全球经济。

　　同时，为有效抑制风险、稳定市场信心，基金组织将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对公私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宏观金融分析，为发达国家尽快解决危机遗留问题降债务、去杠杆、修复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为新兴市场采取稳健的政策框架管理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造成的风险提供政策建议，此外还将支持全球政策协调和共同行动，并致力于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

　　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21世纪》：全球货币政策正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欧、日央行正在放水，而美国也延缓了降息的步伐。如何看待目前的货币政策?

　　金中夏：发达国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极度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避免全面衰退，但迟迟不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并未能实现强劲而全面的复苏，还造成了全球金融风险的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日益下降，而成本和风险在明显上升，基金组织今年来已多次强调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国际清算银行也对长期低利率对银行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作用深表担忧。

　　近来美国复苏势头仍未巩固、加息底气不足，而欧、日还在继续加大货币宽松力度，甚至负利率有长期化趋势，已经引起了各方担忧。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利用好当前货币宽松、油价下跌的时间窗口抓紧推进结构改革，从根本上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尽早实现经济复苏，将进一步动摇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并加大全球市场的波动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因此，发达国家需要坚决摆脱对货币宽松的依赖，跳出片面强调需求刺激的桎梏，一方面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当宽松，一方面则要配合以有力的财政和结构政策，重在从实体经济着手提高增长动力。这也正是基金组织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结构、财政和货币三维政策的主要内容。

　　此外，我们还想强调，发达国家危机以来持续的货币宽松已对全球造成了多重的溢出效应。近来一些发达国家也认识到对他国的溢出终将回流并冲击本国经济，即spillback，但如何使发达国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方能将对他国和全球体系可能的负面溢出效应内部化至政策制订过程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也要考虑如何减轻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兼顾国内政策目标和国际影响的压力。

　　扩大SDR使用，中国与IMF方向一致

　　《21世纪》：今年3月底，周小川行长在G20财长峰会上表示，希望推动SDR使用，包括探讨发行SDR债券。在此次春季年会期间，中方与各方就此议题进行进一步沟通，而在二十四国集团(G24)公报也表示支持推动SDR的使用。就此基金组织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金中夏：针对上述国际金融问题，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看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今年以来，基金组织持续倡导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探索建立全球流动性的调节机制。在这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积极进步，此外扩大SDR的使用，特别是发挥其作为全球流动性调节工具的作用也值得认真研究。

　　基金组织明确支持扩大SDR的使用，具体方向上还在不断探索。扩大SDR作为报告货币的使用范围，并发行SDR计值的债券都是可能的选择。中方近日已宣布将以SDR公布外汇储备，并将在国内市场推出SDR债券，这也是与基金组织的工作方向相一致的。

　　《21世纪》：在本届年会已经进行的议程中，人民币汇率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基金组织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金中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考虑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几大特征：一是主要储备货币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也都选择了更接近浮动汇率的制度安排。二是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宁愿让汇率浮动也不轻易诉诸资本管制，即使考虑资本管制，也主要针对资本过度流入，防止过度升值。而对资本流出，主要还是靠汇率来调节。三是在全球经济低迷阶段，不少国家都避免本币过强，都在通过利率政策和预期导向来间接或直接影响汇率。

　　《21世纪》：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推算的1.3万亿美元中国银行潜在风险，这引发了市场的极度关注，如何去理解这个风险?

　　金中夏：IMF在最新一期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里，报告特别分析了中国的企业债务，以中国上市公司的“存在风险的债务”为样本，推算整个中国银行体系里“有潜在风险的贷款”，估计总额为1.3万亿美元，占商业银行总贷款的15.5%。

　　根据报告的定义可以看出，“有潜在风险的贷款”不仅涉及损失率最高的不良贷款，也涉及损失率较低的特别关注类贷款，甚至涉及正常贷款。因此，根据报告估算口径计算的“有潜在风险的贷款”大约是巴塞尔委员会定义的我国“不良贷款”和“特别关注”类贷款总额的三倍。报告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把可能的损失估计得充分一些。这算是一种底线思维，有压力测试的含义。同时也因为这种分析做了多层假设，估计损失时宁高勿低，误差会较大。

　　即便如此，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的商业银行即使在企业还款出现困难且贷款损失率相当高的情况下，也有相当的抗风险能力。即，如果损失率是45%，相当于GDP的5%;如果损失率为60%，则相当于GDP的7%，约合7,560亿美元。以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税前利润约合4000亿美元衡量，相当于1年零11个月的税前利润。此外2015年银行拨备约合3560亿美元。也就是说以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本身利润和已有拨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吸收损失而不必折损资本金。

　　从宏观上看，我国政府整体负债与GDP之比即使按基金组织的宽口径计算也仅为60%，而西方七国最低是德国的70%，多数都在90%以上。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这是基金组织报告所释放的积极信息。报告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如在企业债重组过程中为下岗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建立企业有序破产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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