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东平：“疯狂补习”的结，应该如何解

时间：2017-01-02 16:08    来源：上观  

　　中国目前的教育面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

　　

 

　　前不久，以学而思为代表的课外辅导机构成为众矢之的，但即使有再多无奈的抱怨和愤怒的痛斥，依旧有很多家长和学生趋之若鹜地走进培训班。

　　“疯狂补习”真的是一道无解的教育难题吗?几年前曾引领过“反奥数浪潮”的杨东平教授不这样看，他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家长盲从、培训机构逐利、教育理念偏差等几个方面，试图解开这个难解的结。

　　培训教育被称为“影子教育”，

　　很难通过强制手段把它消灭掉

　　上观新闻：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学生中，有70%以上都参加过各种课外补习班。有人甚至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民补习”的时代。您怎么看待课外补习这类培训教育?

　　杨东平：关于培训教育的研究其实由来已久，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一个非常有共性的话题。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把培训教育称为“影子教育”，就是说它像学校教育的影子一样，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

　　对于培训教育的评价，一直有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评价认为，它可以帮助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提高成绩，促进学业的进步。而更多的评价则是反面的、批评的声音，其主要观点认为：一是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二是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三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因为越是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课外培训上投入越多，学生之间的差距就被拉开了。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曾经通过立法禁止课外补习。其他国家对于禁止在校教师参与补习教育的规定，也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培训教育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教育形态，作为公办教育的一种共生产物，它的存在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很难通过强制手段把它消灭掉。也就是说，培训补习是一种市场化行为，是花钱买服务，没有理由禁止它。

　　上观新闻：有人说“全民补习”并不是中国特色，像日本、韩国的学生，也和我们的孩子一样，拼命补习、拼命考试。

　　杨东平：完全不是这样。201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上海学生获得了第一名。大家都注意到了上海学生学业成绩得了第一名，但调查同时显示，上海15岁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学生的2到3倍。也就是说，那些东亚国家学生的课外作业和学习时间，只有上海学生的1/3到1/2。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东亚国家和我们一样，学生的学业负担都很重，很多亚洲国家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

　　从日本、韩国来看，他们虽然也有一定规模的培训市场，但和我们不同的是，在小学阶段，他们的培训主要集中在艺术、体育类，而不像我们是以升学考试为目的，他们以升学为目标的学业培训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这与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学校之间差距大，

　　是补习市场火爆的重要推手

　　上观新闻：别的国家补习热已经降温，为什么我们仍“高烧不退”?

　　杨东平：我认为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办教育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让补习市场的热度持续加温?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生还普遍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有不少娱乐和玩耍的时间，但现在几乎没有了。现在的学生，差不多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被“套牢”了。为什么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学校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距。一些家长对可以就近入学的学校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上更好的学校，所以就拼命补习，希望在小升初时能够如愿。

　　经常有台湾地区的朋友问我，什么是“小升初”。他们说台湾没有“小升初”，因为所有的公办学校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没有名校，也没有“菜场小学”。从小学升到初中没有什么竞争的门槛，如同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正因为没有升初中的竞争压力和焦虑，所以也就没有火爆的补习培训班。

　　而我们的学校很不一样，小学有名校，初中也有名校，网上还有各个学校的排行榜。其实，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根本就不应该有学校好坏之分。因为义务教育是由国家提供的一视同仁的教育，是以保障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的，不是选拔性的教育。它是免费的、免试的教育，不应该通过考试来竞争。小升初跟考高中、大学不一样，不是说成绩好才能上好学校，而是所有儿童都必须接受的保底的教育，必须一视同仁。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现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没有真正实现一视同仁的教育。

　　上观新闻：为什么我们会给学校分成不同的等级?

　　杨东平：这也是有时代背景的。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那时的小学、中学条例明确指出，建校的目的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生，要建设好一批重点学校，形成一个“小宝塔”的结构。重点学校制度是为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实施的教育战略，它不是以公平为目标的，而是要为国家培养优质人才。到了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后，重点学校制度就不合时宜了，因为义务教育就是要面向所有学生，所以当时教育部宣布废止重点学校制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重点学校制度并没有真正被废止，而是以其他形式传续下来。现在不叫重点学校，而是叫示范学校、明星学校，等等。总而言之，还是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所以说，学校之间差距大，是造成小升初竞争激烈的根本原因，也是培训补习市场异常火爆的重要推手。

　　上观新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具体是怎样影响教育公平的?

　　杨东平：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把学校分成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等，其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重点学校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优待，包括在教育经费、教师资源、招生政策等各方面都向名校倾斜。现在，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差距并不在硬件上，而是主要体现在师资上。

　　上观新闻：怎么打破等级?

　　杨东平：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实行校长、教师流动制。也就是说，校长、教师每隔4年或6年必须流动，从而取消学校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如果真能做到优秀教师流动起来、学校资源平均分配，那么择校现象就会逐渐消失，家长也不会焦虑地把孩子送进各种培训机构，中国的孩子就能在离家最近的学校里愉快地上学。

　　为什么民办学校非要看奥数成绩呢?

　　就是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筛选学生

　　上观新闻：现在学习对很多家长和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就拿争议声音最多的奥数来说，让很多家长倍感折磨却又欲罢不能。

　　杨东平：我很早就关注奥数培训这个问题，前几年，我曾发表过一篇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掀起了全国声讨奥数的浪潮。那次“反奥数”取得了一些成效，叫停了很多全国性的奥数比赛，但这一次奥数培训又卷土重来了。

　　上观新闻：为什么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擅长不擅长，都要去学奥数?

　　杨东平：现在的教育培训市场，面向小学生的奥数训练是主打项目，目的是为了小升初。在很多民办学校，入学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唯一能够评价学生的就只有奥数成绩，因为在小学阶段，语文、英语成绩很难拉开学生之间的差距。而且很多国人对数学很迷信，认为数学好的孩子才是聪明的。为什么民办学校招生非要看奥数成绩呢?他们就是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筛选学生。你想想，如果有1000个学生来报名，只有100个名额，怎么来挑选呢?学校凭奥数这一项成绩，就能淘汰掉90%的学生。但这种方法科学吗?很少有人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到了初中阶段，奥数对中考没有用了，就都不学了。

　　上观新闻：在近日由“疯狂学而思”引发的一场公众对课外补习、教育压力的探讨中，培训机构扮演的角色备受争议。

　　杨东平：在此之前，我还是把中国的培训机构和韩国、日本的培训机构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同类的，也就是影子教育。但我现在意识到，在我国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或者说更加恶化。因为在中国，教育培训系统已经成为高度资本化的盈利性产业，成为资本市场上一个很热的板块。大量的资本涌向这个领域，提升了培训市场的热度，所以学而思的教学点、培训人数在一年里就可以增加50%到60%。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儿童的利益、教育的规律，就不值一提了。

　　我对奥数培训最大的诟病，就在于它的低龄化。它不仅把小学生“绑”上战车，而且又开始向幼儿园进军。它目前主要的培训对象是小学生，这种行为我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小学生正值需要玩耍、需要足够休息、需要娱乐的年龄，需要保护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高中生因为面临高考，年龄比较大，身体也比较强壮，可以接受强度较高的补习和培训;但是小学生不应该那么辛苦，学习时间不应该那么长。

　　上观新闻：这个结怎么解?

　　杨东平：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培训教育加以一定的限制。2014年，韩国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禁止先行教育法”。所谓“禁止先行教育”，就是禁止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提前教育，小学不能提前上初中的课，初中不能提前教高中的课，防止各级教育机构“抢跑”。一个学校一抢跑，别的学校就坐不住了;一个家长一抢跑，别的家长就坐不住了。这种宏观秩序，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调控。

　　再比如，奥数进入幼儿园这件事，培训机构认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家长愿意购买服务，别人管不着。这个问题就必须由政府出面制定规则。欧洲很多国家，就明确禁止在学前教育阶段教授幼儿知识性的课程。提前教育，只会败坏学生的学习兴趣。

　　家长花钱买安心，

　　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补习就吃亏了

　　上观新闻：培训补习市场的火爆，除了学校制度、培训机构逐利驱动外，还有哪些原因?

　　杨东平：家长也有责任。在这件事上，家长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大多数家长看见别人的孩子在补习培训，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补习吃亏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大多数家长对教育仍然缺乏正确的理念。比如，有的家长一门心思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学霸，这种心态是应该淡化的。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教育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孩子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很多，只要孩子有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不必在乎是不是非要上清华北大。

　　再比如，有的家长用力过猛，也就是包办太多，他们根本就不尊重孩子的想法。家长的包办、代替和强迫，体现在方方面面。我自己接触过很多研究生，我问他：你为什么来考硕士?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只会读书和考试，所以就来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

　　还有的家长，是以花钱的方式来买一个安心。他们把孩子送进补习班，然后把责任全部推到老师和孩子身上，他们经常对孩子说：你看，我花了那么多钱，你再学不好，就是你对不起我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绑架。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才是成功的家庭教育?家长最该为孩子做的是什么?

　　杨东平：在应试教育暂时不能改变的大环境下，家长还是可以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的。比如，可以让孩子少上一个补习班，每天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多玩一个小时。为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还是开辟“第二战场”，家长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互联网时代，学习的渠道和开放的资源非常多，家长最该为孩子做的，就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兴趣爱好方向，找到他喜欢做的事。这才是家长最重要的使命。比如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昆虫，家长就创造条件让他多看这方面的书，他慢慢就会主动学习了，成为班里的“昆虫博士”，逐渐形成自己的兴趣方向。

　　家庭教育成功不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家长有没有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特长。这件事只能由家长来做，因为学校教育面向的是所有学生，是一种基本的、公共的教育。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潜质，培养孩子独特的兴趣和爱好，只有在家庭教育中才能实现。可惜现在，很多家长放弃了这个重要责任，而是一味追求学校的教育目标，把分数、排名看得过重，弄得孩子不堪重负。

　　教育的本质，

　　需要重新回归人的价值

　　上观新闻：从世界范围来看，您认为教育会偏向于越来越宽松，还是越来越严厉呢?

　　杨东平：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北大附中的校长跟我说，他们去参观英国的伊顿公学，发现那里的学生全都是上半天课。上午半天是课堂学习时间，下午是户外活动时间。整个下午，学生们全部在操场上，开展足球、橄榄球、篮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伊顿公学的校长介绍说，体育是英国名校一个重要的招牌，也是培养学生的重要途径。北大附中的校长听完后非常感慨。没过几天，他遇到一位德国的校长，就把伊顿公学的见闻告诉了对方。没想到这位德国校长说，我们德国所有的中小学都是半天上课。

　　日本也是这样。我参加过一个中日高中生交流项目的评估，这个交流项目是高二的学生到对方的学校高二去学习3个月。中国学生回来说，日本的普通高中实行半天上课，下午全部是课外活动，包括花道、棋道、剑道、跆拳道等等，他们玩得可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教育面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

　　上观新闻：怎么改变这样的面貌?

　　杨东平：韩国曾经是在亚洲国家中补习教育最严重的。今年，韩国前教育部长来北京出席会议时做了一个演讲，深刻地反思了这个问题。他说，多年来，我们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高材生，培养优秀学生，为祖国争取荣誉，创造业绩。但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让每个人能够实现自我，让每个人自信、健康、自由发展。所以，韩国现在把幸福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进行推广。幸福教育就是让每个人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他们把教育的价值观转移到了以人为本上来。

　　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教育目标的改变。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叫做《反思教育：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也对教育做了深刻反思。报告中说，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定义为一种经济主义的概念，叫做“人力资本投资”，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一种投资，把教育纳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逐渐“消失”了，变得无足轻重。

　　现在，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经济主义、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人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生产力，人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个性。在新的时代，需要重新回归人的价值，重新强调教育的人文性。这是世界范围内教育价值转变的一个新趋势，希望我们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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