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大师成中英新著《新觉醒时代》探寻中华文化自信

时间：2014-11-17 11:32    来源：新华悦读  

　　改过自新，这也是一种创造发展的力量。就亚洲的发展来说，明治维新使得日本最先成为亚洲的最强盛的国家， 如果它不知与邻为善、漠视人类互助的原则，抹杀历史教训，只顾自身逞强夺利，以非为是，企图再度发起侵略战争，明显的，这决非可行之道，对日本而言，只能自食恶果。 这不但缺少一个新的觉醒，反而制造了一个新的自我闭塞、违反自然与道德的发展原理。

　　人类不仅在治理国家也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明显地存在各种各样和程度不等的觉醒问题。当然在人类道德责任和未来发展责任方面，也明显地存在着认知与觉醒的需要。人类已经处历史交接的进程中，只是自觉程度或有效性还很不够，迫切需要相应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全球伦理蕴涵着人类可以共同认知和达致的道德境界。在此一方面，人类文化的自觉就显得特别重要，任何社会与国家都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可说历尽伤痛与伤害。有必要不断进行深切反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殷忧启圣、患难兴邦的历史认知与思想自觉，其中蕴含着民族自新的精神和延续国脉的动力。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更特别涵养着一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保持着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近代中国的失误显然说明中国人在现代时期忘却这一理想与精神，陷入严重的蒙昧与闭塞之中。 面对中华国族的命运，必须深度的反思自身的历史，掌握宇宙与世界发展与进化的准则，必须脚踏实地的奋勉振作、无懈而勇敢的走向未来。在生命意识中，尤其要记取根源、开放自我、创新追求，掌握中国文化之善，再创中国文化之美。这将是一种最深度的文化自觉。

　　三 在社会与道德价值上的觉醒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人类有道德感情与修持，能使人与人间形成道德的同情共感，消除私心与偏见，并进而发展为相互的信任与关怀，这也就是《周易》所启发出来的儒家思想。 前面已说到我们对宇宙自然的创造力应有的新的觉醒，实际上是对 “道”与“自然”的觉知，表现了人对自然的感知能力，可说也是源于易学中人对天地的观感与感通。在此意义下，儒、道之学都源于易学。 两者之别，一重自然，一重人文。所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bi 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咸彖传)。在人文方面，人们如何在人的生活中体现这种人文的同情共感?如果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具有同情共感的能力，人就容易陷入习惯的惰性与自我中心的困境之中。尤其面对历史，人们既要向历史学习，又要跳出历史，学习是学习历史中道德的精华，跳出并不是忘记历史，也不是任意冒进。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Santayana)有关“忘却历史，历史必然带来重复”之论断，指的就是指的这中学习历史而又超越历史的道德智慧，也就是我要强调的同情共感以超越私心偏见的道德良知。

　　中国哲学强调继往圣绝学和开辟新天地以发展人的创造能力，也就是发展所谓“周知万物，道济天下”的人文创造精神，其中包含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过去的人们比较讲究德性，后来人们则转为更加重视功利， 过去人们讲究责任与义务，现在的人们则注重权力与权利。在二次大战之后，无论那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都涉及到实际的人类文化生活等方面，而且都能从中感觉到不同的复杂而异质的价值内涵在不断地冲突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以道为本，以德为基，在识别与履行义务的基础上去谈权益，必须在对事物以及人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进行考评和反思的基础上去谈功利性和实用性。 道德本身具有一种深厚的本体内涵，一切行为的根源就是人性之能与德。当然，德是依存在道之中，各种德性以不同的状态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人的善行之中。

　　人性之德是与天地之道相通的。人道，最主要的仁爱之道，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关怀与无私。这里不仅强调分配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更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和谐性与包容性，要把义/易与礼/理包括在其中。这样，巩固和强调人之间的信赖，发挥人的认知的能力就成为一种必要。当然，这必然离不开仁与智的扩充。

　　仁义，即人性之基。如何将行仁与取义，从小到个人的范围，经过家庭推广到社会，这是个周折、漫长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潜力，认识到道德本身的这种整体性与根源性。其次，我们也要将仁义的由己及人、由小到大或由近及远的扩展作为一种信念。以前把道德看作是相对主义的，是文化的一个副产品，进而看不到或者干脆否认人的发展与进化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的进化很重要。儒家强调人的发展与心智开发，就是强调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旨在本体上认识天道，在行为上开发人性。人性具有一种天地的内涵，能够实现一种互助、关爱与正义。当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慎思明辨的认知过程以为支撑。

　　人类不能把权力和个人的欲望代替社会对道德的需要。 个人和群体可以从事各种涉及利害与权力之事，问题在其所为是否符合理性的自然与人性的当然，是否合乎道，据于德，是否考虑到长远的生生不已及欣欣向荣，是否能不失尊严而维护正义。

　　四 在政治与经济目的上的觉醒人类在政治经济上也需要有一个新的觉醒。经济发展，固然需要自由的贸易或开放的市场，让人们可以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互通有无的发展所产生的财富积聚与分配，很容易会造成贫富不均的现象。如何避免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分配不均的问题，是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需要合作与多赢，而不只是单纯的零和竞争。资本主义，重视个人发展的经济能力与意志，而容易忽视社会意义上的发展方向(如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前者是竞争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关心的问题，后者是合作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关心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经济有其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开拓资源，发展社会经济，就必须开放。为了开拓市场和获取资源，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霸权的侵略性。

　　今天我们要强调发展，就要认识到经济合作分配、合作生产的重要性。从一个区域或者全球角度来看，什么地方能够从事最好的生产合作?什么方式能够产生最合理的分配利益?如何在整体意义上既能够创造财富，又能实现公平正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自主化这两个箭头背向进程中，既要考虑到区域间的相互补充和依存问题，又要处理好区域自身的短期性优势建立与长时段创新持续。也就是要用深厚历史的眼光和深远战略思考，来处理短期与长期之间，或者变与不变之间的平衡性与关系性问题，不但寻求可持续发展，而且寻求提高发展的层次与品质。

　　世界事物，人生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优劣势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和转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觉醒和认知，建立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眼光。要在开拓未来的意义上掌握彼此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局限在一种控制或霸权心态的关系框架内来思考战略。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控制资源和限制其它国家发展的目的，总是把政治霸权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要件，这就会无视经济本身的涵义或规则变换而与历史的大势背道而行。因此，即使在经济的领域，也需要一种特别的警惕，需要超越已有的态度及思路。

　　要走出贫穷，济贫扶弱。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思想在强调均平和谐、互利相扶。 只有理念上的证确调整，才能有效地补济经济上的不足，此一认识我称之为“道德政治经济学”。

　　我们要用宇宙性的道德眼光来主导政治，用公利天下的政治行为来补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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