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晓灵：中国货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

时间：2015-11-13 09:3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摘要：吴晓灵认为，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通过减税，让企业扩大盈利空间进而增加投资意愿;同时减少直接投资，把更多力量用在保证社会底线上，让“市场出清”的企业职工获得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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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呼之欲来的加息是否会制约中国货币政策空间?渐趋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是否还会再度下滑?财税制度改革，债务风险纾解有无良方?

　　11月9至10日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接受了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小范围中外媒体采访。

　　在她看来，当前市场头寸和银行间流动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市场投资信心，因而重要的并不在于货币政策是否进一步放松，而是应通过市场出清，消除过剩产能，依靠经济结构调整而非政策刺激来恢复投资信心。

　　吴晓灵认为，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通过减税，让企业扩大盈利空间进而增加投资意愿;同时减少直接投资，把更多力量用在保证社会底线上，让“市场出清”的企业职工获得妥善安置。

　　

    降准跟放松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

　　《21世纪》：央行自去年11月至今已进行六次降息降准双降操作，但似乎效果有限?

　　吴晓灵：货币政策并非万能，降准和降息的目的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利率下降确实是因为经济发展减缓，企业收益率和承担高利率的能力也在下降，为了鼓励企业更好地去投资，就有必要调降利率水平。

　　至于存款准备金率，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是轻易不动用这个工具的，但是这12年来，人民银行一直在频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是因为人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被动吃进很多外汇，我们的外汇储备从2003年的2000多亿积累到了现在3万多亿。

　　可以说到上次金融危机之前，人民银行基本上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我们由于过多储备外汇而吐出去的基本货币，这是一个中性的政策，不存在紧缩。

　　从2009年之后，吃进的外汇少了，特别是到2011年基本上开始是外汇储备逐渐在下降，到现在下降的比较多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吐出渠道发生了变化，原来是通过买卖外汇就把基础货币吐出去了，吐的多了就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来对冲掉;现在是因为外汇储备基本上不再增加，或者增加少了，甚至在下降了，这时候基础货币市场上的基础货币来源渠道就变了。

　　最近几年央行提出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抵押贷款等等，通过这些再贷款的方式向外提供基础货币，但是这个量也不太够，所以需要降存款准备金率，补充基于正常需要的基础货币不足。所以，这个跟放松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

　　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中性

　　《21世纪》：鉴于明年财政政策刺激空间已日益逼仄，可能更需要货币政策来为经济保驾护航，你怎么判断我们的货币政策取向和前景?

　　吴晓灵：央行一直是在根据我们的中间目标进行调控——就是M2增长12%左右，所以应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发生变化。

　　降低利率确实是在放松，能够鼓励企业资金更多用来投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其实是央行在用另外手段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货币，货币政策的取向还是中性的。

　　但是市场上的资本要不要借钱，去不去投资不取决于中央银行放出多少。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不好，企业不愿意去投资，也找不到好项目;商业银行不敢放贷，因为坏账太多。

　　各方投资的欲望都在下降，而我们还在不断降低利率，现在银行间利率已经到了2%左右，是这么多年来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率也在上升，说明银行间流动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市场投资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市场出清，经济结构调整，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消除掉多余的产能，好的产品才能卖出价钱，才有助于恢复经济投资的信心。

　　因此，重要的并不在于货币政策是否进一步放松。我认为，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中性。

　　财政政策应“减税+托底”

　　《21世纪》：就财政政策而言，有什么需要尽快改革或者改善的?对于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必要性你怎么看?

　　吴晓灵：一是我们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减税，让企业能够有盈利，有盈利了他才愿意去投资。

　　第二，我们的财政政策不能过多地去做直接投资，应该把钱花在保证社会底线上，就是“市场出清”时，要做好社会保障的托底，让倒闭企业职工的生活要能有所着落并有利于再就业。

　　在这两个前提下，如果需要增加财政赤字，我认为还是可以的，还有余地，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提高我们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我们的财政支出是一年4000亿，现在是14万亿，财政支出提高使用效率的余地非常大。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原则

　　《21世纪》：今年国内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跑路潮”，金融创新风险逐渐暴露。对于互联网金融，你认为应该如何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取得平衡?

　　吴晓灵：对于互联网金融，国家监管政策出台以来，所谓“跑路潮”比较多，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互联网公司介入到金融业务中，就必须遵守金融的最基本原则。如果只是在经营自己的钱，你有财产处置的自由;如果是筹集了社会的，特别是小额公众的钱，那就必须接受金融的严格监管。

　　这个底线，金融监管当局说了好几年，红线就是互联网企业介入到金融活动中只能够提供信息平台服务，不能够有资金池，不能够把债权分成200份以上来经营，但是好多互联网企业并未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有1000多家P2P平台，他们更多的都是在做资金池业务，但没有立足于对借款人的征信服务，做好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平台角色。

　　不管监管当局出不出监管意见，借款人不能偿还的时候，出现风险是必然的，出了风险补不上，他就选择跑路了。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我认为既要遵循金融的基本规则，又要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就守住红线，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就一定要接受监管，严格控制风险，在此之外，才能考虑更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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